文／笔道（明慧之窗记者宋蒖琂编辑）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有关方面通报，中共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原副主任高以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取消相关待遇，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相关财物已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高以忱被起诉，看起来是一则反腐新闻，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再次将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缺乏制度和法律约束的「非常机构」 ── 610办公室 ── 推到公共视野中。执行政府命令的人，无论多么权极一时，党依然可以随时将其拋弃。
「610办公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部门，而是为了「消灭」法轮功、以「领导小组办公室」形式成立和存在的专项机构。这个机构最大的特点是：权责不清、法律定位模糊、运行高度行政化。在实践中，它往往能够协调甚至指挥公安、国安（海外迫害）、检察、法院、宣传等多个系统，却不直接对法律程序和后果负责。
从制度角度看，「610办公室」这类「非常机构」天然存在三重风险：
第一，逍遥法外，权力集中而缺乏外部制衡。
610体系在运作中，往往经领导人一句话，就绕过法律法规和正常司法程序，直接介入具体案件处理，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使执法、司法和行政形同虚设，责任主体难以厘清。
第二，政治目标凌驾于个体宪法权利之上。
当「维稳」或「专项斗争」被设定为压倒性目标时，众多法轮功学员个人的信仰自由、程序正义和基本权利，完全被视为次要的可以牺牲的因素。
第三，责任追究长期缺位。
由于机构本身并不透明，其内部决策、指令来源及执行链条，难以被社会监督，也难以在事后进行系统性问责。
高以忱的被查、被起诉，表面上是个人腐败或违法问题的处理，但更值得追问的是：在其长期任职期间，相关政策执行造成的社会后果，为何长期未被纳入制度反思和公开评估？
近年来，多名与610体系有关的高层官员先后落马，显示这一体系并非「例外地带」。但如果反腐仅止于个别官员，而不触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边界和监督机制，那么类似问题仍可能在其他名目、其他机构中重复出现。「610办公室」这个体系的存在，及其改名易姓后的职能保持（二零一八年后改名为「维稳办」），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反法治问题。
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任何权力机构都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明确法律依据、清晰权责边界、可追溯的责任机制。当某种机构长期游离于这些条件之外，其风险并不会因「政治需要」而消失，只会在时间推移中不断积累。
高以忱案，或许正是重新审视这类「非常机构」中个人风险、历史作用和制度成本的一个现实契机。
当海啸袭来，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首先被夷为平地的可能只是几座房子，最后当整座城市被席卷时，还剩几座房子能够置身事外呢？
从个人风险角度看，在「海啸」过后仍能置身事外的，只能是之前没有搅浑水、没有乘人之危大捞一笔的清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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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6/1/25/从高以忱被起诉看「非常机构」中的个人风险-505441.html
（本文图片来源：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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