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之窗记者慈璇综合报导】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史书上称之为旧制、故事或典故等。而现今在中共的组织体制下，中共官员和古代的官员是否存在著一些差异呢？
原来宋代有这样的「老规矩」
宋朝就有这样的老规矩：官员不能进酒店吃喝，严格约束了官员的权力。尽管宋代的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花用的是公款还是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
宋真宗时代太子的老师鲁宗道，就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据《归田录》记载，有一次老家来了客人，因为家里酒具不齐备，鲁宗道只好换了便装，领著客人到仁和楼酒店招待，混迹于士绅豪客之间，躲躲闪闪。
恰好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迟迟赶到宫里时，宋真宗劈头就责问：「何故私入酒家？」还说：「卿为官臣，恐为御史所弹。」倘不是当时鲁宗道实话实说，请罪态度又好，差点儿就丢官。
清代译站的官场自律
驿站最早出现在周朝，主要是为了方便传递重要的通知，至于这个停靠站的要求以及设备如何，随著不同朝代的经济发展程度而有不同。明朝初期的驿站，并未出现腐败，但到了中后期，驿站越来越奢华，排场越来越大，逐渐成为行贿官员的场所，加剧了明王朝的败落。
清朝吸取明朝驿站腐败的教训，清政府规定，京官到地方去巡视、督查或公干，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不得宴请出差官员和馈赠礼物。
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时，出发前发出的第一道公文竟与鸦片毫无关系。
这道公文的内容是：「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违。」
中共脱缰的「官民比」：古今中外没有过
《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是在1987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所出版。根据书中公布的数据，中国西汉年间官民比率是1：7945，大约八千民众养一个官员，唐朝是1：2927；明朝年间，1：2299；清朝，1：911，九百民众养一官。
而在2005年中共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前参事任玉岭曾说：「我们的官民比例早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吃财政饭的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据《上海证券报》2006年报导，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也说：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
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在2021年的中共两会上，一位中共政协委员更披露：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5亿元，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财政供养的官民比为1：5。她建议小县合并可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冰山下面的秘密
需要说明的是，「官民比」是可以公开的比例，也就是说，无论是1：5，还是1：26，都是明眼可以看到的东西。对于中共官员来说，无法公开的「硕鼠」行为，才是冰山下面隐藏的秘密。比如，「三公经费」，即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和公务出国，数据到底是多少，中共并无公开，但可从官方媒体的报导中推算出来。
2006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引用时任中共政协委员刘光复的话报导，「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千多亿元」。当年10月31日，《瞭望》周刊报导：2004年官员公款吃喝3700亿元。《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千亿元。」仅这三笔款项加起来，三公消费就已达9千亿。
原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则坦承：我们国家行政开支占了GDP的28%，西方一般是4%~5%，我们是他们的五、六倍，说明机构实在庞大！
「特权病房」占用国民医疗费用
很明显的，国民的整体医疗费用也被「特权病房」侵占了。2012年2月，《南方人物周刊》曾报导，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新干部病房大楼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设有省级、副省级、厅级及离休干部保健床位257张。这则新闻在网络引发了大量的评论，网民称这是「穷奢极欲的八星级干部病房」。
在《中国卫生产业》杂志2006年12期中，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称，中国政府所投入的医疗费用，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
他还透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著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前苏共官员：「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
乔治﹒奥威尔撰写的《动物庄园》，在共产党国家，如前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常是一本禁书。在《动物庄园》里，揭示了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与之后的区别：
在夺取政权之前，为了获取民众支持，宣称：带领动物们实现「当家做主」的愿望，将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在夺取政权之后，农庄的「法律」被修改为：「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们又回到从前的悲惨状况。动物们稍有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屠杀和清洗。
「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曾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外长等要职。
莫洛托夫生前，与苏联作家丘耶夫有过140次谈话，这些谈话，披露了许多苏联高层政治秘辛。譬如，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干部工资」问题，莫洛托夫说道：「我们当然有工资。您瞧，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
中共党组织本身 垄断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则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的层级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都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在著名政论书籍《九评共产党》中，这样说道：「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著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著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著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著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结语
历史兴替，天道循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任何违背规律的事情都难以长久。共产党的无神论逆天叛道、破坏传统，而其组织体系依附在行政体系之中，权力更在行政体系之上。长此以往，形成严重的「官民不公」现象，看来也会带来更多民间的不满和怨怼，想必也会在不远的未来遭到历史的遗弃。
（原文：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1/3/20/为甚么古代的官和今天差别这么大--422228.html）
（本文主图摄影：全宇）
世局纷乱、灾异频仍、真假难辨⋯⋯
寻觅中，访问明慧之窗，让善良与光明注入心田。
感谢您支持明慧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