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华文化如何遭到误读 变成「治世为本」(2)
文/明简
【明慧之窗讯】
(接前文)汉唐儒学中关于礼乐作用的以上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学说基础上,以性情等古代范畴作为表达方式的。其实是针对普遍所有人的。这就是其汉唐儒学的理论完整继承了中华上古「以人为本」的立场。只不过中华上古对「人」的理解,与现代文化对「人」的理解不同。
上古中华对「人」的理解,反映在汉唐时期所固定笔画的汉字「人」中,是「自上起笔,划出一撇,中间接上一捺」,也就是「在起始处不分阴阳,至下端则分列左阳右阴;起始处与左阳通为一笔;右阴自中间产生,作为附带接续、但又不可缺失,否则不成人字」。
这个字形的涵义,所表达的生命实相,就是「天命之谓性乃是生命的根源(是为起始处和左阳),得到人身之后与表面的生命因素(乃是右阴)合为一体」。上古中华文化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生命的本源为根本、以阴阳合体的生命整体为基础,以回天、回归为价值指向。汉唐儒学实质上完整继承了这种价值指向。
四、宋代以后中华文化不断遭到破坏、从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
在汉唐之际的知识份子,大多一边学习儒学,同时经常出入于道家或者佛家,人们都感觉这样没有甚么不妥。儒、道、佛三家构成中国人的思想框架,相互包容、相互支撑。人们在其中既可以遵照儒家之学从事修身治国的繁忙事业,也可以在佛道的启示之中追寻到生命走向永恒的光辉。一方面是儒家的入世,另一方面是佛道的出世,两方面都可以采纳,没有矛盾。
这种情况在宋代以后发生的宋明理学中,就被当成一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宋明理学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儒学学者想要重振儒学。他们感觉到,在汉魏之后道教、佛教大兴,谈玄论道成为时尚,而儒学却比较没落。所以宋明理学就以一种排斥佛道的立场出现。为了能够达到排斥佛道的效果,宋明的许多理学家各自提出一些关于宇宙生成、心物本体的理论,它们可以用来代替佛教、道家的相应部分,从而让儒生不必学习佛经和道经,就能够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基本的答案。
「宋明理学家」其实包括绵延几百年的许许多多学者,这些学者都很明确的是想要为中华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采取排斥佛、道的立场。这个立场在实质上,是在拆解中华文化由儒、道、佛三家共同构成、相互支撑的框架结构。
在此必须说明一个问题:如果只有儒学一家,那是不能支撑起中国文化的原本框架、价值体系的。
中国文化在黄帝时期就建立了以回天为指向的价值系统。后代分裂出来的儒家虽然只是承担治世的这个范围,可是儒道互补、儒道佛交相辉映的文化结构体系,导致儒家在其理论中还可以呼应上古建立的回天价值系统。兼修儒道佛的知识份子既可以理解,也可以亲身感受这种呼应关系。但是如果只有儒学一家,那么就必然只能把思想局限在治世的范围内,就无法与回天的价值系统形成呼应;因为在独儒一家的思想框架中,根本不存在「回天」这件事。这导致宋代以后,人们不太能够真正理解汉唐之际所流传的五经。
举个例子说,南朝周兴嗣作《千字文》,其中有「乐殊贵贱,礼别尊卑」这一句,是建立在对《礼记》等的理解基础上。在唐朝以前的人看来,礼乐是为了调节人的性情的,所以「殊贵贱、别尊卑」就是调节性情当中的一部分。
人有六道轮回,前生的善恶决定了此生的贵贱尊卑,而礼乐也要与这种结果相对应。而且,回天才是生命最根本的理想,也是治世所需要呼应的去向,所以礼乐要调节所有人的性情,包括尊者、卑者、贵者、贱者,都要使他们走向回归、和谐、平衡、向上。这是唐代之前人们的认识方式。
但是在宋代以后,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完全局限在宋明理学之中、完全把佛道视为异端予以排斥,那么就没有「回天」这个思想模式。所以其所理解的「乐殊贵贱、礼别尊卑」,就会变成「礼乐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区分尊卑贵贱」。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的经典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宋明儒学采取了排斥佛道的立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由于宋明理学在宋代至清末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所以导致人们对儒学经典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由于这种理解的变化、难以自圆其说,个别的理学家对于儒学的原始经典也做了一些公开改动。
导致中华文化遭到破坏的因素,其实并不只是宋明理学的局限性。自上古以来,目前有记录的是自春秋时期以来,神就通过各种方式给中国人展现预言、谶纬的准确性,让人们既理解神的存在,也懂得「历史其实是被神、上天安排的」这个真相。但是许多人反过来利用谶纬达到自己对利益的追求,有的伪造预言,有的胡乱解释。这导致在宋朝时宋太祖下令禁止谶纬。由于各种因素,在宋代之后人们对神的敬意越来越不纯粹、越来越淡薄,越来越多的直接依赖制度解决问题。
制度与精神是人类社会维持平衡的两类要素,都不可缺少。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当人们对神的存在越来越不相信、越来越不敢相信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的依赖人们的良知、精神来维持社会的平衡。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宋代建立重文抑武的国家体制,难道就不懂得这样会导致国家军事衰弱?他们当然懂,但是不得不如此。
在这个时候,社会的文化也会发生一种变化。以儒学为主体的社会文化,在当时就是宋明儒学,需要给当下的制度提供「合理性」。所以,宋明之后的儒家文化就忘记了历史上原本的「回天」价值体系,而代之以一种「区分尊卑贵贱」的体系。这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政治。儒学要为这种政治、阶层差异的合理性提供依据和缓冲。所以尤其在宋明以后,人们就越来越多地感觉到,似乎中华文化就是围绕著政治服务的。
这不是说中华文化本来如此。而是说,在唐代之前中华文化虽然包含著政治,但文化本身是以回天为价值指向的;这些价值指向的部分,在宋明之后人们变的不能理解,所以就看不到了,似乎不存在了。而宋明之后,中华文化确实是越来越多的具有围绕政治的因素,而且越来越严重。这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当时人们不把这个称为「政治」。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知识份子眼中,认为「天尊地卑」是正常的道理,那么在人间的阶层划分也是正常的。所以他们把这些称为「治世」。当时的人们认为儒学就是以「治世为本」,现代人才把它称为「围绕著政治」。
但是,「治世为本」或者「围绕著政治」这句话,并不足以概括宋明以后中华文化的全貌。虽然此时围绕政治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浓,但是中华文化之中仍然以回天为本的因素依然有著顽强的生命力。关于这个方面,以后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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