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抒、唐文、希金（明慧之窗记者周慧文编辑）
作为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士」阶层，在中国是怎样消失的？今天的大陆知识份子为什么难有担当？这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
初次尝到恐怖和战栗的滋味
一九三七 ∼ 一九三八年，成千上万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青年，相信了中共「北上抗日」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许诺，怀抱著自由、民主的理想，经过艰难曲折来到延安。但是，现实使他们很快感到了失望。
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本文主图）为代表。他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共的等级制度，及毛泽东的专制思想，并把尖锐的观点贴到墙报上。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中央研究院调查发现，对王实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占95%」。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著马灯去看王实味的墙报，回来后说，这些东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于是，整风运动的对象从党内高层转向大批知识份子，又同阶级斗争、肃反联系起来，演变成一场大清洗。毛泽东认为，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敌人」，康生声称「延安的知识份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
知识份子被要求参加一场场批判斗争会。为逼迫人们承认自己是「特务」，酷刑多达24种。许多人精神失常。许多人不堪其辱，选择了自杀。不少特务嫌疑者被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
「逼、供、信」之下，一时间延安特务多如牛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被打成「特务」的占70％。行政学院除了一人外，教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有一半也是「特务」。抗日军政大学排以上的干部57%是「特务」。中央党校第三部集中了延安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份子，最后整体被打入另册。
然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侍从室情报组长唐纵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写道：「现在延安的情况很混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
王实味被宣布为托派分子（即反革命势力）、兼职特务，逮捕入狱。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他被带到黄河边一处偏僻山隅处决：大砍刀从身后乱刀百次，尸体丢弃于一口枯井中。
延安的知识份子们尝到了恐怖和战栗的滋味。一九四四年六月，有记者访问延安时观察到：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人们脱胎换骨了，「以同一的问题，问二三十个人，从知识份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说违心的假话、为中共唱赞歌渐渐成为风气。
党文化的源头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中共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有100余人参加。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作者高华将它概括成五层意思：
1. 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文艺的各种形式要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2. 知识份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3. 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不允许描写阶级斗争以外的任何非阶级意识的表现；4. 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5. 反对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
座谈会上胡风提出不同看法：文艺除了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还应讲究文化传统。但他的观点不可能被中共接受。毛泽东的报告，对什么是中共党文化、如何贯穿和体现党文化，表达得淋漓尽致。「为工农大众服务」只是幌子，中共要把党的绝对权力贯彻到所有领域，任何可能会抵消这个权威的东西，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必欲摧毁之。
实际上，中共害怕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文化和道德，但又需要利用知识份子在夺权后帮助自己给普罗大众洗脑，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份子，把他们改造成这样的机器：绝对信奉和服从党的意志；主动歌颂党的「伟光正」，不敢揭露黑暗；自由、民主、个性独立全部灭绝。
「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风
于是，中共刚一窃政，就迫不及待对知识份子开始了一波波改造：揪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反党小集团」，对电影《武训传》、胡适思想、梁漱溟逐一批判……大的运动有一九五零年代的「思想改造」、「反右」直至「文革」。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份子的改造问题》报告，「思想改造」运动拉开帷幕。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非体制内知名知识份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如：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等，都接受了记者采访，表态与过去划清界线。
延安整风那一套被拿到全国重演一遍：强制学习、坦白交代历史、自我检讨、批斗、集中过关。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从大、中、小学校教员起，连高中生都不放过。
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清华大学的批斗对象。他早年投身民主运动，多年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其历史人所周知，却被追查在表面思想背后有「思想暗流」，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越检讨，越说不清，被批斗得痛哭流涕。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至近日而非服药两三次不可，『脑息定』至不生作用。」
学者周鲸文描述到：「大会批斗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台下的同事、学生「指著鼻子骂你」，不仅尊师重道的传统丧失殆尽，个人的尊严也荡然无存。
与其它政治运动相结合
更令人恐怖的是，中共还有意将「思想改造」与朝鲜战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重叠。如果一个人被定性为政治问题，就面临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有可能被逮捕或劳改。
被列为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的华罗庚，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不久便碰上了「思想改造」。他尽其所有地交代，最后因为还保留著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遭到无休止的批判，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留后路」的打算。
他有口难辩，绝望中选择了自杀。因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士」阶层整体消失
一场场血腥运动让知识份子目睹了共产党的凶残，许多人的脊梁骨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
据当年清华大学学生回忆：「教师讲课时突然谨小慎微起来了，尽可能照本宣科，闭口免谈自己的独特见解，随之在晚饭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散步和学生随便攀谈……这些先生们自著或编译的教材全部作废，通通改用苏联教材和教学大纲。」
胡适看了金岳霖在运动中写的检查后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乾净了？」「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
学者刘再复分析，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逐步丧失了知识份子的独立本性和独立思考能力，顺理成章地变成专制政权的驯服臣民，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也就不再有成果问世。有的人改了行，如北大的沈从文改行搞文物。大多数人奉行「沉默是金」。
美学教授朱光潜自述：「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是就美学里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
金岳霖的学生说：「金先生高水平的哲学著作，都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写的。」沈从文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赵树理自我解嘲：「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学者谢泳表示，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的独特地位消失了，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只要鸟儿在笼子里唱颂歌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思想改造」又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将党文化推向全国。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但是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更大规模的清洗——反右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卷土重来。其实，中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鸟儿在笼子里多唱颂歌，决不许鸟儿钻出笼子的。
几十年来，这一红色雾霾一直笼罩著中国大陆，造成几代知识份子不可避免地沦为「犬儒」、「精致的利己者」，只会为中共站台、背书，独立敢言者成为稀有之物。
（资料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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