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之窗记者周慧文综合编辑】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教材里,所谓的「长征」是「一次战略大转移,是为了北上抗日」。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日军在东北,而中共红军却往南往西北逃窜,这是去打日本的样子吗?
中共「长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失败逃亡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开始侵占中国东三省,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国民政府军一方面进行了局部抗战,另一方面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赢得了国际的同情和支持。
而这个期间,直接受苏联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共,却伺机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国中之国」,前边抗日,他在后院放火,这样的抗日又从何谈起呢?
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然而,由于「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在后方对中共武装叛乱的围剿,不得不中断。
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一再地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著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一九三四年,国民政府军队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战术得当,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不得不决定分批突围,而到处寻找生存之地。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只不过是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和撒下的弥天大谎。
为了掩盖这段失败和逃亡的历史,中共在后来的宣传中用上了「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词语,用以欺骗世人。
北上抗日 —— 逃亡结束后编造出的谎言
红军长征前曾派出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二零二一版党史说先遣队开赴闽浙赣皖边区活动,那里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时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资料显示,这支队伍的真正目的是「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说白了是去探逃跑的出路,而非北上抗日。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红25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离开鄂豫皖地区,向西部转移,并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这支部队最后到达的陕西同样没有日军;而且到达以后,不是去华北抗日前线,而是前往甘肃。
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九三二 ~ 一九三三九》中对长征和「北上抗日」是这样评说的:「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画。」
根据史料记载,那个时候,「长征」还不叫「长征」,是「西征」和「突围」。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明确方向;而且红军在途中因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曾频频改变逃跑方向。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在懋功两河口与张国焘队伍会师,才决定「北上」方针,计划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不同意。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偶然从旧的《大公报》上得知陕北依然活跃著相当数量的红军,才决定前往陕北与刘志丹会合。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前客座研究员谢幼田在《中共壮大之谜 —— 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中说:「最初打算与贺龙在湘西会合,失败以后西进到贵州;毛泽东接掌党的大权以后,预定渡过长江北上四川,再失败;然后逃到荒凉但是追兵较少的云南;这时候,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标,只是为了不被消灭而尽可能地回避战斗,而飘忽不定在云贵川一带;这支中央红军第一次北上,与已经在四川西康等待他们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相会。从一个偶然机会知道高岗、刘志丹在陕北,于是毛泽东自行再北上。从来不存在一个为了抗日的战略北上『长征』。」
在不到一年之间,中共「落脚点」经历了七次变化。期间的东征和西征,是为了打通前往苏联的通道。「红军北上抗日」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接下来一起看看当时到底都发生了甚么。
逃亡前的困惑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承认:「长征军事计画,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不久又改称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道: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画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事实上,就连这次战略转移行动的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他们自己也都不清楚明确的目的地,也是边走边看。
逃亡前的大屠杀
在中共逃亡前,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
留守中共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从背后用大刀砍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的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写道:「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目击者张国焘的回忆
在逃亡中,中共中央红军不断向西南靠近,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由于国民政府军并没有给中共喘息时间,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还记述道:「他(毛泽东)所提出来的计画,没有著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
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
当我们还原历史的真实时,发现毛泽东与张国焘会合之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画,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
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中共红军不得不一边维持生计,一边调整计画,「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在陕北落脚,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因为这里交通不便,易守难攻。
综合以上史实,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也不过是打著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
真实的历史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结语
关于中共「长征」的这个历史性的谎言,在一九四九年后,通过报章、小说、戏剧、电影、话剧等宣传手段,尤其是通过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覆地予以强行灌输,使得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而在中共的钳制下,知情者噤若寒蝉。
不过谎言终究是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共想继续掩盖已是有心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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