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文藝復興之後兩百年間的美術(3)

解讀文藝復興之後兩百年間的美術(3)

文/ A. H.(明慧之窗記者慈璇、德賢編輯)

燦爛輝煌的文藝復興(十四~十六世紀間)可謂是西方藝術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個時期了,其影響之深遠,猶如歷史篇章裏的黃鐘大呂,震古爍今。本次人類文明中的美術在文藝復興時期走向成熟,並對其後兩百年的西方藝術有著直接的影響。

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藝復興之後的兩百年卻是各類相生相剋因素處於激烈而又微妙的衝突下,陰陽平衡被逐步打破的階段,所涉及因素之龐雜、其背後範圍之深遠,絕非筆者一兩篇文章所能講清。

因此,本文只是根據個人粗淺的理解,從幾個方面簡單地談一談當時西方美術的大致情況,以及這段歷史帶給人的一些啟示。

(接前文

科學思想的蔓延與宗教信仰的衰弱

之所以要談一談科學,是因為美術史上無論是新顏料的發明、調色液的使用,還是藝術理論的更新,抑或美術主題的變化都與之相關。在史上很長一段時期,科學的發展一直處於半停滯狀態。因為古人的頭腦裏普遍沒有推動科學發展的意識,即使有也只限於極少數人,這也就造成了當時的物質世界不存在類似今天的科研環境。

在和平年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大多是平靜地過日子、做傳統工作以及去教堂充實信仰等等與現代科學完全無關之事。但在宗教改革後,許多事情發生了變化。

新教由於在教義上繞開了教廷,強調個體與上帝直接的關係,自然希望信徒們都有能力自行閱讀《聖經》,而不是通過神職人員講授。然而在十六世紀遍地文盲的歐洲各國,並沒有多少人有能力讀書識字。因此,新教國家就從教育入手,致力於提高民眾的識字率,以便他們能讀懂《聖經》。

國民識字率與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造就出了更多的知識份子,而在這些人中,又有很多虔誠的信徒一生追求探索自然界的奧秘,以此向世人證明神的創造是多麼偉大。其實,這種向外求的態度已經完全不同於原始基督教內修的原則了,但它卻逐漸形成了一種思想潮流。一代代科學家因此而不懈努力,推動了科學的迅速發展。

小漢斯・霍爾拜因,《使節》(The Ambassadors)局部,作於公元一五三三年,油彩、橡木,207×209.5cm,英國倫敦國家畫廊藏。畫面顯示出主人公在幾何、算學、天文、音樂等領域豐富的學識,也暗示當時宗教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紛爭,並暗喻世事的脆弱。(公有領域)

新教民眾知識水平的普遍提高自然讓天主教倍感壓力。如果隨處可見新教知識份子口若懸河地論述新教有多麼優秀,那麼天主教如何在吸引信徒方面不處於劣勢?於是在天主教高層的授意下,建立於十六世紀,用來對付宗教改革的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便發揮作用,也開始大力辦學,培養效忠教廷的神職人員和天主教勢力的知識份子。這些舉動同樣促進了科學的發展。

當信仰處於比較純正的狀態時,科學發展的本身未必會破壞信仰。眾所周知,人類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大科學家都是虔誠的宗教信徒,他們並沒有因為科學知識豐富就不再信神。

當真正的信仰被科學所取代

而當信仰已經不純的時候,一旦有其它因素摻雜進來,就可能造成對信仰的進一步破壞。隨著歷史的發展,越來越多科學實驗結果的公布與發表,讓人們更願意相信親眼所見的東西。這導致人真正的信仰逐漸被科學所取代,而宗教則慢慢被視為一種人類文明、社會學概念中的東西。

人心的變化和宗教的衰弱與宗教教義本身也有直接關係。從細節上可以發現,當時不少科學研究推翻的並不是基督教核心思想,而是一些歷史上發展出來的神學理論。

舉個例子,比如基督教神學裏有不少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理論。當從比薩斜塔(Tower of Pisa)上同時扔下的兩個不同重量的球同時落地的事實,推翻了亞里士多德關於不同重量的物體下落速度不同的理論時,就引起了一些人對神學的懷疑,進而引發出對神是否存在的詰問。

但是稍微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亞里士多德可不是基督教徒,他是公元前三八四年到公元前三二二年那個時代的人物,他死後三百多年耶穌才降生,耶穌離世後才由門徒建立了基督教。

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是早期一些傳教士結合古希臘哲學論證基督教教義的合理性時被加入基督教理論體系之中的,嚴格地說屬於一種外來的東西,破壞了宗教教義原有的純粹。這些異質的思想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顯露出它們作用於宗教中的弊端了,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副作用也就越來越明顯。

與之相應的還有一些人對《聖經》的否定。眾所周知,《聖經》既非耶和華,亦非耶穌親筆所著,而是後人記載的。在流傳、轉述、回憶、記敘以及翻譯的過程中就很有可能出現大量誤差,而且人也難以理解覺者們在高層次講話的真正內涵與所指,因此在落筆的過程中就有可能出現語義上的偏差,甚至張冠李戴的情況。比如覺者們談到的「天」與科學家們研究的「天空」完全不是同一個層面的概念。

但源於人的狹隘邏輯上非此即彼的低智慧,科學與神學逐漸對立了起來。科學難以證明神的存在,而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就容易被誤讀為科學證明神不存在。再加上很多神職人員日益嚴重的腐敗與作威作福令人反感,便推動了唯物主義式理性思維的蔓延。

亞里士多德理論中的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在中世紀附身於基督教神學,以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的面貌示人,在一貫講求學術傳統的天主教會的支持下得以發展壯大。當然,在這過程中也有人反對亞里士多德,說他是異教徒。但不論這種學問是被冠以「亞里士多德」還是隨便一個其他名字,其精神早已像籐蔓一樣不斷地生長起來了。

意大利畫家拉斐爾作品中亞里士多德(右)的形象,左為柏拉圖(拉斐爾一五零九年壁畫《雅典學院》局部,公有領域)

宗教失去教導人心的作用

早期的科學在世界各國都不屬於獨立的學科,而是與神學、神秘學、信仰等因素融為一體的。比如天文學源於遠古的星像理論與占星術,化學脫胎於煉金術等等……在科學隱秘的發展過程中,阿拉伯地區高度發達的煉金術與占星術也被傳入了歐洲,同時摻雜著穆斯林世界中的部分宗教理論,進一步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基督教。看似後來的科學知識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但科研之路卻是從宗教中一步步發展出來的。

宗教改革後,新教主張「信徒皆祭司」的理論更讓不少新教科學家視自然科學研究為探索上帝造物的祭司活動,甚至在十七世紀還形成了哲學風潮。於是,在一些秘密社團方方面面的資助下,原來的自然哲學逐步脫胎成今天的物理學,科學完全獨立於神學,並要把神學踏在腳下。

宗教勢力方面的行為也為這種信仰的轉變充當了催化劑。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一五四三年發表日心說,挑戰神學地心說的時候,教會採取了寬容的態度,羅馬教廷在七十多年間並沒有對哥白尼的著作明令禁止過。然而到了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著書立說的年代,教廷的態度就已經完全轉變了。

不同於布魯諾(Giordano Bruno)被燒死其實是與科學毫不相干的案例,伽利略一六三三年被宗教裁判所判處在家中終身軟禁,則與他支持日心說有關。不少相關的科學文獻也在十七世紀初被列入《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嚴禁印刷、進口與出售。

這種通過暴力扼殺的方式確實從表面上維護了教廷的威嚴,但在民眾思想逐步活躍的時代裏卻會導致人心漸失。宗教信仰建立在人真心去信奉的基礎之上,一旦人們心裏已經不相信宗教了,只是在表面上屈從於教會所掌握的武力,而不得不違心地服從教會的時候,宗教就不再具備原來教導人心的作用了,這勢必引起它在實質上的衰敗。從成住壞滅、陰陽正負的角度看,一切都在朝著負面的方向發展。

負面因素的增長從物質層面也能體現出來。由於科學的發展,十七世紀滑膛槍的改進及燧石槍等火器的發明,導致本次人類冷兵器史上最強的制式盔甲──板甲的防護力已經無法抵擋槍械輕便而強大的殺傷力,不得不逐漸被棄用。至此,毀滅的力量越來越超過了防護的力量,人類走向壞滅的趨勢日益明顯。

啟蒙運動破壞傳統道德

而在思想領域,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的出現更是打破了此前社會中正與負的平衡。以實證科學的發展為理論基礎,推崇唯物主義式理性思維的啟蒙主義者們以其尖銳的邏輯與敏捷的思辨刺痛了正處於不斷衰弱狀態下的宗教權威。

如果說十七世紀帶有唯物主義傾向的「自然神論」(Deism)的出現已經讓當時的宗教界大呼「異端」了,那麼無神論的理論化與系統化更是讓各大教派震怒不已。但此時匿於暗處的共濟會(Freemasonry)、光明會(Illuminati,也譯作「光照幫」)、撒旦崇拜(Satanism)、路西法主義(Luciferianism)等敵對力量已然勢大,傳統宗教已經不再有能力在意識領域統御大眾的思想了。

很多神職人員自身的德行不夠,其道德感召力不足,無法使人心折服。相反,還引起不少反對者借題發揮,攻擊宗教。比如從小在耶穌會讀書的伏爾泰(Voltaire),成年後不但沒有效忠教廷,反而一生都靠大罵基督教在上流社會混得如魚得水,名利雙收,甚至死後都能名垂青史。

隨著反神、反傳統的思想越傳越廣,人們的道德在不知不覺中被破壞了。啟蒙主義吹捧個體的自由與科學的理性,人性中自私自利的部分就會膨脹起來;人不信神,就會沒有任何思想約束地隨心所欲,哪怕侵害他人也在所不惜。

啟蒙運動中《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的發行更是打著科普的幌子評論時政,在詞條下插入大段喧賓奪主的反宗教觀點或政治宣傳。而對於天地萬物的解釋,也是依靠當時低下的科學水平,大多以無神論或唯物論為宗旨隨便下定義。雖然漏洞百出,但它們卻奠定了近現代人類的整體思維模式。

啟蒙運動是針對當時所有具備正常傳統思想的人進行的一次大洗腦運動,希望借助實證科學知識和無神論觀點在意識形態上取代宗教信仰,為顛覆傳統的社會秩序打下思想基礎。其用意在於通過洗腦宣傳打掉人的正信,並為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策劃的一系列大規模殺人革命提供理論支持。

油畫《荷拉斯兄弟之誓》(Le Serment des Horaces),作者:大衛(Jacques-Louis David),作於一七八四年,是摒棄人性的「大義滅親」式題材。

(詳細內容請參看《第一次巴黎公社與新古典主義美術(3)》

(待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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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0/9/11/解讀文藝復興之後兩百年間的美術(3)-411516.html

(本文主圖説明:《雅典學派》,拉斐爾於一五零九年 ~ 一五一零年為教宗儒略二世的「簽字廳」創作,公認為拉斐爾的代表作之一,也象徵著文藝復興全盛期的精神。這幅壁畫在虛構的建築場景中描繪了50位人物,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和畢達哥拉斯等。中間最突出、最核心的人物是西方哲學的奠基人柏拉圖(左)和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右)。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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