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文章】一九四九年 中國學術名家的生死選擇

文/史翔（明慧之窗記者黃詩編輯）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戰役打響，國民黨軍隊戰事不利，蔣介石預知不祥，開始著手制訂「搶救學人計畫」。

據北大教授季羨林回憶，蔣介石派三架飛機，運輸這些北平的著名學者，打算經南京轉赴台灣。胡適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到達後，他拉開一架艙門是空的，拉開第二架又是空的……胡適一個人在機場嚎啕大哭。胡適之哭，真乃千古一哭，也是千古一嘆。

以後的事實證明，這一哭一嘆並非空穴來風，冥冥之中胡適似乎已經預測到了這些知識分子的命運。當時，名單上包括郭沫若在內的八十一名院士，有五十九位選擇留下來，只有二十二位選擇離開大陸，其中十人去了台灣，其餘遠走美歐等國。

一九四九年，為他們的人生劃上一道深刻的分界線。

【聽文章】

胡適：不要相信共產黨那一套！

胡適在中國政學兩界影響巨大，中共也積極地想拉攏他，毛澤東還給一個口信：「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

當時曾是胡適高足的吳晗，被中共指派為說客，吳晗找人面見胡適勸他留在北大，但胡適聽後，只冷冷地對來人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並轉告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一九四九年五月，已投奔中共的時任北京輔仁大學校長、與胡適私交甚好的陳垣也發表了《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勸其「正視現實，應該轉向人民」。胡適心志沒被動搖，因為他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的研究。

早在一九一九年，胡適就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自欺欺人的夢話」，「共產主義是十足的武斷思想」。一九四六年，胡適在《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的文章中，就論及了世界上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的性質，一類是英、美、西歐的政黨，一類是俄國的共產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德國的納粹黨。它們是自由與不自由、獨立與不獨立、容忍與不容忍的劃分。

一九五零年，胡適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回應陳垣，對陳垣選擇留在大陸表示「甚可憐惜」，並稱這封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自由」。

只是胡適的部分家人對中共就沒有那麼清楚的認識。當時，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的小兒子胡思杜說：「我又沒有做甚麼有害共產黨的甚麼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表示要暫留在親戚家，不隨父母南行。因事涉緊急，胡適無法也無力在短時間內讓兒子明白共產黨真相，只好隨其自便。

二十世紀的五零年代，中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批判胡適的運動，胡思杜那時也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罵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但一九五七年，胡思杜就被劃為右派，「畏罪上吊自殺」。胡適直到一九六二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胡適父子不同的選擇，造就了不同的命運。

傅斯年：延安之行讓他更看清共產黨

傅斯年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他對蘇聯和中共一直沒有好感。一九三二年他發表《中國現在要有政府》，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他曾說：「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抗戰後期的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曾來到延安，傅斯年還與毛澤東單獨交談一晚。黃炎培稱延安之行是「如坐春風」，但傅斯年認為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

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毛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趣味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

正是因為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有著清醒地認識，傅斯年毫不猶豫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

至於傅斯年的姪子傅樂煥，一九五一年從英國留學歸來，堅拒了傅斯年讓其赴台灣大學或史語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像中自由幸福的大陸，次年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但文革期間，傅樂煥被視為「安插在大陸的特務」，遭到連續的批鬥、關押和殘酷的折磨，最終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盡。

錢穆：從毛澤東的南下布告中讀出天機

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的錢穆，是另一位對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的民國大師。

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錢基博不語。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毛不能涵容萬有之語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

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但他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一九五九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鬱而亡。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派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和姪子錢偉長寫信勸他回大陸。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朋友馮友蘭、朱光潛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

「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

錢穆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陳寅恪文革中被迫害  自喻處境如死囚

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的國學大師陳寅恪，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

一九六五年，剛剛從餓殍遍野的大飢荒熬出頭的中國，人們想當局應該總可與民休息、太平幾年了。但當時陳寅恪已在為國勢危急而憂心如焚了，他於一九六六年《丙午元旦作》云：「一自黃州爭說鬼，更宜赤縣遍崇神。」五個月之後，文革浩劫突兀而降，神州再度生靈塗炭，他的預言竟成現實。

雖未離開大陸，但他秉承「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從未向中共低頭。因此，文革開始後，雙目已盲、渾身是病的陳寅恪，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被批鬥，被停發工資，存款凍結。

他家還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放於其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心臟病的他徹底崩潰。去世前一天下午，氣脈已竭的他還口頭交代「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對牛衣」的詩句。

吳晗被鬥死  遺物只有滿是血跡的褲子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的真面目暴露無遺，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摧殘為三千年來所未曾有。

勸說胡適留下的吳晗曾是著名的明史專家，也是胡適的得意門生。「新中國」成立後，吳晗以接收大員的身分掌控了北大、清華，一時意氣風發時，越發認為胡適是典型的狗坐轎子，不識抬舉，是真正的「走錯了路」。

文革期間，吳晗因《海瑞罷官》開始受到批鬥，繼而又挖掘出建國前他寫給老師胡適的信，成為其投靠胡適的死證。他數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鬥，受盡羞辱；在關押期間，他的頭髮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一九六九年十月，吳晗被鬥死。死前未能見養子養女一眼，只留下一條滿是血跡的褲子。

結語

一個不同的選擇，造就了不同的命運。與吳晗、陳寅恪等一樣選擇留在中國大陸的知識精英們，絕大多數都沒有逃脫中共的魔掌。在歷史的轉折點，他們曾有機會逃離，並繼續在學術界創造輝煌，可惜卻被共產主義的謊言矇蔽了雙眼，不幸地成為中共的犧牲品。

中共至今仍在編織美麗的謊言欺騙著世人，受毒害最深的當然還是中國人民。歷史的教訓仍在眼前，但仍有人相信中共而願作其犬馬，那等待著他們的會是甚麼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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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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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圖來源：明慧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