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有规定」 就足够了吗？
【明慧网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十日】2026年11月8日明慧网刊登了一则河北石家庄法轮功修炼者王昕的经历。报导说，他在被警方调查时表示自己并未违法，要求对方出示法律依据，得到的回答却是：「国家有规定。」这句话让我产生了一个更根本的疑问：国家制定的法律，就一定是正义的吗？
纳粹时期的某些严重迫害，并非完全发生于法律制度之外，而是通过法律规定、行政命令和司法程序得以实施。这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果执行者只需回答「法律就是法律」，就可以不再考虑法律本身是否正义，那么法律是否可能成为严重不正义的保护伞？
历史上，奴隶制曾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种族隔离也曾通过法律制度实施。但这些制度具有法律效力，并不意味著它们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因此可以得出：某项制度具有法律效力，不代表它符合道德正义。某种行为被国家认定为违法，不代表它本身必然具有道德上的错误。国家对某种行为实施惩罚，也不自动证明惩罚具有正当性。
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曾担任德国司法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重新思考了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关系。
1946年，拉德布鲁赫对这种无条件服从法律的观念提出了批判，并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拉德布鲁赫公式」（Radbruchsche Formel）的观点：当成文法与正义之间的冲突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时，成文法必须向正义让步。他还特别强调，如果立法者有意背离平等这一正义的核心，那么问题就不只是法律存在某些缺陷，而是其法律性质本身受到根本质疑。当然，受到质疑的既可能是法律规定本身，也可能是相关政策及其具体执行方式。
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讨论了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他认为，即使在一个总体上相当正义的民主社会中，仍然可能存在严重而长期的不正义。在某些条件下，以公开、非暴力的方式违反法律，可能具有道德正当性。他尤其强调严重的不正义、作为最后手段的行动，以及对社会共同正义原则的诉诸。
罗尔斯的这一理论主要针对接近正义的宪政民主社会。那么，如果一个人所处的社会本来就缺乏有效的申诉与纠错渠道，那么要求他必须先穷尽这些渠道，是否反而不合理？国家能否一方面制定存在严重正义争议的法律，另一方面又以违反这些法律为理由，否定人们提出异议和反抗的正当性？
当统治者感到威胁，社会就真的受到危害了吗？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北京中南海附近，表达与此前人员拘留、修炼环境等有关的诉求。这次事件在中国官方叙述中被称为「围攻中南海」。然而，根据明慧网对当时情况的整理，参加者主要在中南海周边两侧有秩序地列队，没有发生其所记录的暴力攻击行为，并于当天散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围攻」这个词。人数众多、聚集于某个地点，是否就等于实施了「攻击」？如果没有证据显示发生实际攻击，那么这种具有明显对抗意味的表述，是否可能影响公众对事件性质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即使这次活动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又能说明甚么？一万人可以组织起来救灾、公益募捐，也可以组织起来和平表达诉求。组织能力只能说明一个群体能够协调成员行动，不能单独证明它具有犯罪目的，更不能直接证明它危害社会。一个群体能够独立组织大量成员，可能使掌权者感到政治压力。但政治压力与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二者不能直接画等号。
如果国家把某种独立社会力量视为威胁，那么它仍然需要说明，这种威胁究竟涉及哪些值得保护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可以检验的事实，以及限制措施为甚么必要。否则，容易把掌权者对自身权力的忧虑，误认为整个社会面临的危险。
当然，国家不必等到伤害已经发生，才有权防止具有充份证据支持的严重危险。暴力袭击、重大诈骗等风险可以成为合理干预的理由。然而，国家可以预防现实危险，但不能仅凭对政治压力的主观担忧，就当然把一种和平活动认定为严重公共危害。即使某次集会人数众多，也仍然需要分别判断具体违法事实、危害程度与处罚是否相称。这与把整个群体定性为危险组织，并长期限制成员的和平信仰活动，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
如果有人实施诈骗、暴力、胁迫，或者造成可以依法归责的严重伤害，那么调查和追究责任具有相应的法律理由。但如果一个人只是和平阅读、讨论或传播信仰资料，为甚么需要受到长期监禁？他的行为究竟侵害了谁的权利？国家能够证明甚么样的公共危害？处罚的严重程度是否与行为相称？这些问题不能仅凭「这个组织已经被认定为非法」来回答。更何况被定为非法的理由是否充份还需要论证。
现在，我们回到拉德布鲁赫最重要的问题。假设一个人仅仅因为坚持某种信仰或和平传播有关资料，就可能面临监禁、失去工作、工资或养老金受到影响，甚至在羁押期间遭受虐待和健康损害。如果这些情况并非偶然的个案，而是长期发生于针对特定群体的制度性限制之中，那么这种法律与政策实践是否已经严重违背人的平等与尊严？
进一步说，即使不是每一个信仰者都遭到了惩罚，也不能因此认定整个群体的基本自由获得了保障。一个人只有在隐瞒信仰、避免被发现时才能相对安全，这能够算作真正享有信仰自由吗？一个社会成员没有实际遭到惩罚，不意味著他没有受到相关制度的限制。而且，这些人无论人数多少，仍然是社会成员，仍然是公民。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主张，不能以任意排除其中一部份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如果一项制度使某个群体仅因和平信仰与表达，就面临长期、严重的权利剥夺，那么至少有充份理由质疑：它是否已经越过拉德布鲁赫所说的不可容忍的界限？
当不正义的法律遇到现代监控技术
问题还没有结束。过去，一个人可能通过保持低调，避免引起执法机关的注意。但现代监控技术正在改变这种条件。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视频轨迹分析和不同数据库之间的信息关联，使个人日常行动有可能被记录、追溯和重新识别。
前面引发我思考的王昕个案，恰好使这种技术可能性变得具体。根据2026年11月8日明慧网的报导，王昕于11月5日在石家庄被带走；警方称监控录像记录了他此前传播资料的活动。11月6日，他又被带到办案中心。报导说，工作人员要求他脱鞋、走一圈；王昕怀疑这与步态信息采集有关，遂拒绝配合。如果报导属实，它至少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审查问题：当执法机关采集人的行动特征或其他生物特征时，目的、授权依据与数据用途如何得到核实？
公开采购资料显示，步态采集等智能识别技术已经被纳入公安机关办案设施的建设规划。就在王昕被带走的前一天，2026年11月4日，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发布《派出所办案区建设项目二次竞争性谈判公告》，计划为五个派出所采购电子签名、指纹捺印、视频监控及步态采集系统，预算48.8万元，并要求建成后与省、市、县级平台互联互通。
这并非孤立的技术采购。2021年6月，河北沙河市公安局采购执法办案区智能管控平台、伤疤抓拍摄像机等设备，中标金额134.5万元，涉及开用智能管控平台及科达摄像机。2025年11月，石家庄市公安局招标建设智慧侦查中心一体化平台，同年12月9日公布中标结果，金额约785.32万元，系统涉及案件态势分析、预警感知、侦查特征分析及跨案件协同等功能。2025年7月公布的项目需求方案还规划了2026年的人脸图象比对、影像清晰化处理及影像真伪检测等视频侦查功能。
此外，2026年11月5日，即王昕被带走当天，石家庄市公安局藁城分局的办案中心设备采购更正公告也出现在政府采购网上（项目编号SJZTP20261881），但目前尚不能确认该项目是否包含步态采集设备。
这些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采购记录表明，智能识别、视频分析及办案信息化系统正在持续进入公安机关的建设与采购体系。因此，要求当事人在办案区脱鞋行走，确实存在与步态信息采集有关的可能。更值得追问的是：当这些技术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执法体系时，其采集目的、法律授权、数据用途与监督机制是否也受到同样严格的审查？
这些技术在侦查犯罪和保护公共安全方面具有重要用途。但技术能力的增加，并不能自动保证其使用目的具有正当性。
如果被执行的是保护人们免受暴力和盗窃的法律，那么更高的执行效率可能意味著更好的权利保障。但如果一项法律本身就严重侵犯基本自由，那么执行能力越强，也可能意味著不正义被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实施。于是，法律限制与技术监控可能相互强化。
前者规定甚么行为受到惩罚，后者提高发现相关行为的能力。可是，普通人审查证据、质疑法律和纠正错误的能力，是否也得到了同等程度的发展？如果没有，那么现代技术就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家强制能力与公民自我保护能力之间的不对称。
美国与欧洲如何回应生物识别监控的权利风险？
美国与欧洲已经尝试通过立法、司法审查和个人数据保护制度，对生物识别监控设定限制。这些限制并不否定技术在侦查严重犯罪、寻找失踪者方面的价值，而是在强调一个更基本的区分：技术上能够识别某个人，不意味著国家就当然有权在任何时间、出于任何目的识别他。
2026年9月24日，美国国会议员提出《2026年人脸识别与生物识别技术暂停使用法案》（Facial Recognition and Biometric Technology Moratorium Act of 2026），众议院编号H.R.10563，参议院编号S.5544。议案不仅涉及人脸识别，还明确涉及步态等远距离生物特征与声音识别，拟原则上禁止未经明确法律授权的联邦生物识别监控，并通过联邦拨款机制对州和地方使用方式提出限制。
截至2026年11月9日，它虽然是在提案阶段，但议案提出的问题很明确：当国家能够不经个人主动配合就获取其身份和行动线索时，是否应对识别目的、数据保存、共享、审计和救济施加比普通信息处理更严格的要求？
欧盟《人工智能法》（AI Act）第5条，则原则上禁止执法机关在公共可进入空间使用实时远程生物识别技术，同时为寻找特定受害人或失踪者、应对某些严重而紧迫的威胁、调查特定严重犯罪等情形设有严格限定的例外，并要求必要性、比例性和有关授权。
此外，欧盟《执法数据保护指令》（Directive 2016/680）第10条，将用于唯一识别个人的生物特征数据，以及揭示政治观点、宗教或哲学信仰等敏感信息的数据，置于特别保护之下。有关处理仅能在严格必要、具有适当保障且符合法定条件时进行。这说明，问题不仅是算法是否准确，更是国家有无充份理由收集、保留及利用有关信息。
欧洲人权法院在2023年7月4日作出的《Glukhin诉俄罗斯案》判决，则提供了一个与和平表达直接相关的实例。一名男子曾在莫斯科地铁进行和平的单人抗议。警方利用网络图片、视频和人脸识别技术识别、定位并逮捕了他。法院认定，对其行政处罚侵犯了表达自由；使用高度侵入性的人脸识别技术处理其生物特征数据，也侵犯了私人生活权。
法院特别指出，运用人脸识别技术识别和逮捕和平抗议者，可能对表达和集会自由产生寒蝉效应。这一判例表明：国家不能只因技术能够追踪和平表达者，就认定追踪和处罚当然正当；具体用途与必要性仍须接受独立审查。因此，限制生物识别的关键是法定授权、目的限制和权利救济需要更加严格。如果这些保障没有同步发展，技术可能放大法律限制所造成的寒蝉效应。
最后，谁来判断甚么是正义？
在柏拉图《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苏格拉底则主张，真正的统治术应当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然而，如果统治者能够制定法律、界定公共危害、主导信息解释、执行处罚，并且主要依靠自身机构评价治理成效，那么我们究竟凭甚么判断，法律保护的是被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掌权者自身的利益？
国家可以宣称某项限制是为了维护稳定，但稳定保护的是谁的利益？国家可以宣称某个群体危害社会，但社会成员是否真的受到伤害？如果受限制者本身也是这个社会的成员，那么他们的自由、尊严和安全，是否也应计入所谓的公共利益？这些问题不能仅由国家自己作出最终回答。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法律可能不正义」，就认定「所有法律都不正义」，也不能预先假定「每一种反抗都具有道德正当性」。但同样不能因为一项法律仍然有效，就禁止人们对其正义性提出根本质疑。尤其当法律已经造成严重而持续的基本权利侵害时，「国家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不能成为终结讨论的理由。
明慧网原文：「国家有规定」就足够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