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筆農（明慧之窗記者宋蒖琂編輯）
「4.25」事件（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萬人上訪）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極具曝光度的事件。儘管時間已過去二十多年，許多人仍感到好奇：
在一九九九年那個互聯網尚未普及、移動通訊尚不發達的年代，上萬人在極短時間內從各地彙集到北京中心地帶，如此高的動員效率是如何達成的？是完全自發的「口碑相傳」，還是存在一套嚴密的地下組織網絡？
根據明慧網及相關參與者的記述，針對「一九九九年通訊不發達情況下如何實現萬人彙集」這一疑問，其文章中講述的事實與邏輯可以整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消息的傳遞方式：以「煉功點」為中心的口碑相傳
在明慧網的記述中，信息的擴散並非依賴現代通訊工具，而是基於當時遍布全中國的物理網絡：
其一，煉功點的口耳相傳： 當時全國幾乎每十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學煉法輪功，各地都有晨煉的「煉功點」。天津事件發生後，相關的抓捕消息和「天津不放人，讓去北京反映情況」的消息，通過輔導員（義工）或學員在早晨煉功時互相告知。
其二，物理流傳： 學員之間通過登門拜訪、電話（座機）詢問、以及在煉功點交換信息。這種「人傳人」的速度，在擁有至少數千萬學員的群體中，如呈現出幾何級數的增長，並不奇怪。
其三，有對比才知是多是少：很多人一聽「上萬人」就覺得「哇，這麼多人」，這是從數字上判斷；並且，在現實體感中，一萬到三萬人聚集在北京市中心街道或特定區域，會產生極強的視覺衝擊力和交通擠塞感。
然而，10,000人是多還是少呢？大家知道，如果是一場大型的露天音樂會，單日參加人數可能會有30,000人至80,000人。如果去了80,000人，人們會說盛況空前；只去了10,000人，人們會說人太少了，不是10,000人少，而是「有比較才有鑑別」。
那麼在「4.25」事件中呢？當時中國有8000萬至1億人煉功，只去了10,000人至30,000人，這個比例，應該說是很少、不多，而不是很多。
從天津事件（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到「4.25」（四月二十五日），中間只有兩三天，10,000人這個傳播速度，其實很符合當時中國的通訊條件，以及法輪功學員相互之間保持聯繫的草根方式。
二、是「自發」還是「動員」？
明慧網文章中反覆出現的描述是，「4.25」事件並非由某個「中心」下令發起的，而是大量個體的自發選擇：
1）許多文章提到，學員聽到天津抓人的消息後，基於「為大法說句公道話」的樸素心理，自發決定前往。
2）文章記述中，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部。很多人是到了北京、到了信訪局附近才發現有這麼多志同道合的人。
3）時間線的演進（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五日）
根據明慧網整理的事實，萬人彙集經歷了一個約三天的發酵過程：
• 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 天津事件發生，消息開始在天津及周邊的河北、北京地區傳播。
• 四月二十四日： 更多外地學員得知消息，開始動身。由於北京交通便利，周邊省份的學員通過火車、長途汽車甚至騎自行車在夜間趕往北京。
• 四月二十五日凌晨： 早期到達的學員多聚集在信訪局所在的府右街一帶。文章描述稱，隨著後續趕到的人越來越多，現場警察開始引導人群，最終形成了圍繞中南海/中央信訪辦的態勢。
4）現場秩序的維持事實
針對外界對「組織嚴密」的猜疑，明慧網文章通過描述細節來解釋這種「秩序」的來源：
• 行為準則： 文章稱，學員們自覺遵守真、善、忍的原則，現場沒有人領隊喊口號，大家只是安靜地站立、讀書或者煉功。
• 環境維護： 廣為人知的細節是，學員在離開時撿起了地上的垃圾，甚至包括警察丟掉的煙頭。明慧網認為，這種「嚴密」其實是個人高度自律的體現，而非軍事化的指揮。
5）對「引導」情節的記錄
明慧網文章中經常提到一個關鍵細節：警察帶路。
許多親歷者在文章中回憶，四月二十五日早晨他們到達時並不清楚該站在哪裏，是現場的警察將不同方向湧入的人群引向府右街，甚至「有警察引領我們來到了新華門的紅牆之外」。
《「4.25」我們在長安街上》一文寫道：「我們站在新華南門東邊大約三、四十米的地方（在「4.25」的資料片裏就有這一地段），對面馬路上站著持槍的軍人，大約三五步站一個人。他們並不是像在門口站崗那樣一動不動，他們來回走動，有的抽煙，有的交頭接耳，還有的走到我們面前，看我們手裏拿的東西，他們有些人看起來不耐煩。而我們這邊男女老少、來自全國各地的普通老百姓，則是安安靜靜、滿臉平和的站著。」
新華門是一個很敏感的地點，戒備森嚴，沒有「人民」的身影。突然有幾十甚至上百的普通百姓停留在哪裏，視覺上會感到非常突兀，無論你是坐著還是站著。只需要強調一下人數，絕大部分中國人都很輕易地就相信，這是一場對中南海的「包圍」。至於「圍攻」一說如何形成的，我們沒有找到任何「攻」（也就是攻擊、言語和肢體衝突）的證詞，不知黨報和央視用「圍攻」一詞的依據是甚麼。
另一個情節是，在天津事件現場，當地學員被告知：此事必須去北京才能解決。
結語
在歷史研究中，法輪功學員當事人的回憶，被視為「參與者敘事」。它解釋了在通訊技術落後的年代，強大的共同信仰和基層社交網絡（煉功點）如何一定程度地起到了現代通訊工具的作用，完成了上萬人的人群集結。此事如果發生在智能手機時代，那就不止上萬人了。
然而，當一個高度自律的百姓群體，以一種極為安靜平和的方式，站到了高度敏感的政治空間周圍時，這種「出現」和「靜默」在時任總理朱鎔基的眼中，是一個直接與群眾溝通、座談的好機會；但在時任總書記江澤民的心裏，卻成了比吶喊更具威懾力的「攻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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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6/4/14/四二五-「極高的動員效率是如何達成的-」-508801.html
（本文圖片來源：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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