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真（明慧之窗記者宋蒖琂編輯）
二零零六年八月，被綁架八年之久的奧地利女孩納塔莎・坎普希（Natascha Kampusch）在得知綁架者自殺身亡後失聲痛哭，「我把他視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當年，這樁綁架案轟動全世界，坎普希也受到人們特別的關注。時年十歲的納塔莎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在上學途中被綁架，之後被禁錮在一個地下室裏。因為綁匪以殺死她的所有親人和鄰居相威脅，致使納塔莎放棄了很多次逃走的機會。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終於逃出之後，綁匪立即畏罪自殺了。
按照常理，坎普希應該感到解脫才對，但是沒想到她卻把綁匪當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為綁匪的自殺感到由衷的傷感並失聲痛哭。警方心理專家認為，坎普希可能產生認同綁匪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這種被醫學界稱之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精神病，是在一九七三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發生的搶劫案後，被醫學界重視並聞名於世的。當時，受兩名匪徒劫持的四名銀行職員中，有兩人出庭為劫匪辯護，甚至其中一名女士與一名服刑期的匪徒訂婚，並在後來嫁給了他。
在死亡威脅的極端情況下，求生的受害者由於與施害者近身相處，漸漸產生出不合常理的正面感情，主要是因為極力求生的慾望變成了對施害者的希求，綁架者稍許弱化的凶殘都可能演變成受害者幻想被優待的期盼，甚至，受害者會因為暫時還活著而生出對綁架者的感激或者愛情。
這種發生在綁架案受害者身上特別的精神病，顯然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對人性的扭曲，是受害者遭受巨大傷害的表徵。
可悲的是，這種悲劇卻普遍發生在中華同胞身上。無數的同胞，雖然明確地認識到中共的邪惡，甚至與它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一提到退出這個邪惡及其相關組織，一想到中共的滅亡，馬上就表現出強烈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其代表性的說法就是：「退了我怎麼生活呀？」「中共滅了中國怎麼辦哪？」等等，好像離開了中共自己就活不下去、中國就難以為繼了。
被中共綁架的中華民族，經歷了七十多年的凌辱之後，今天的海內外同胞，在歷次所謂的「政治運動」中直接或間接遭受迫害的，在中共滅亡之前極度腐敗過程中飽受欺凌的，數以億計。按照常理，這部分人無不想早日過上沒有中共的寬心日子，無不想盡力擺脫這個邪惡。
但是，就像那位銀行女職員主動要重回綁架者「懷抱」一樣，很多有幸掙脫中共的綁架來到了自由世界的同胞，不僅對自己遭受的苦難隻字不提（這就附和了中共為逃避罪責堂而皇之的「向前看」的說法），甚至轉身「擁抱」中共，反把給自己製造苦難的根源──中共，當作自己的「終身依靠」。
這些中華同胞的表現，就像坎普希把綁架者當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一樣，因為長期與邪惡「同呼吸」，很多同胞不自覺地就認為自己與邪惡「共命運」，擔心沒有中共的中國就會亂，正像坎普希被綁架的八年間擔心所有的親人和鄰居因自己逃離就會被害一樣。
中共一再宣稱沒有它的領導中國就要亂，這和綁架者對坎普希的威脅如出一轍。但是，就像坎普希成功出逃後綁架者立即畏罪自殺身亡一樣，中共在人們都拋棄它之後，它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消亡，而中國會因為銷去了最邪惡的致亂因素，走向安定和美好。
反過來看，不願意脫離邪惡中共的人，雖然也是受害者，但是卻不自覺地成為邪惡份子繼續行惡的實際支持者。試想，在綁架者逞兇的時候，因為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與作惡者難捨難分的人，其命運將會怎樣呢？在解救人質的正義行動中，不是與綁匪一樣，隨時都有性命之憂嗎？
當然，與現實中的綁匪不同，中共是反人性、反宇宙的非現實世界的邪靈，它通過控制人的思想而達到控制人行為的目的。所有的中共黨徒（包括所謂的共青團員、少先隊員等），都是這個邪靈的「肉票」。
這些「肉票」的一部分因為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過於嚴重，已經成了中共這個邪靈在現實社會中「忠實」的體現和「化身」，成為現實社會中綁架其它「肉票」的兇手，難以擺脫與中共共同消亡的命運。
作為被中共綁架的同胞，要想不真的「嫁給」中共這個邪靈，真的擺脫性命之憂，首先要解決的是擺脫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折磨，而良藥就是《九評共產黨》。
一旦噩夢醒來，真正認清了中共的本質，又有誰不願意像坎普希那樣掌握自己的命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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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與《九評共產黨》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6/9/15/137893.html
（本文圖片來源：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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