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玉文、君健（明慧之窗記者周慧文編輯）
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絕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絕不能打倒紳權。」毛在早期的農民運動中的這個表述，貫穿了整個中共發跡史。
「翻身先翻心」 顛覆傳統普世價值與道德倫理
租地種田要交地租，租房住要交房錢，貸款要付利息，這是社會常態與經濟常理。要把這事說成是欺壓、反動，正常人不會接受。有農民質疑：「向地主要地，把別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嗎？」
儒家文化講「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佛家講因果報應，前生造孽今生貧困，前生仁德，今生富貴。人們普遍認為「人憑良心，虎憑山」，動地主土地是喪良心。「刨樹要刨根，翻身要翻心」，中共要讓農民造反，就要顛覆傳統的價值與道德觀。
於是中共引入所謂剝削理論、算賬和階級鬥爭學說，顛覆了自古以來欠債還錢、殺人償命的普世之道。仇恨被無限放大，貧窮變成了鬥爭資本，有產即是犯罪。
土改工作組進村首先要劃「成分」，確定「地富反壞右」。然後與「苦主」一同吃住，拉近感情。一屯一屯地做，在太行山區，這被稱之為「蝗蟲政策」。
廣西柳州柳城縣六休鄉楊泰木，工作隊員算出他40年來被地主剝削去了10萬斤稻穀後，他激動地跳起來，一心想著要去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
天上掉餡餅，總有些讓人手足無措。搶劫成「正道」，總是有那麼點匪夷所思。為了進一步掃除思想障礙，東北工作組讓吃喝嫖賭、不務正業的遊民做骨幹。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七日，山東壽光縣營里鎮孫河南道口85歲的孫玉吉老人回憶當年村裏鬥地主時道：「二流子偷東西連小我5歲的弟弟都知道。……他指著孫健儀（編註：地主）鼻子說就是這些剝削階級，喝血吃肉，說完還打了老人家一巴掌，真不是東西。這個混子後來還當了民兵隊長，……沒少造孽，一九六九年被雷劈死了，無子無女，真是報應啊。」
鬥地主現場：幹部鼓動痞子衝鋒 精英成亡魂
儘管農民通過訴苦「翻心」了，要發展到動手打鬥鄉紳，還是有些畏難的。這就需要中共精心策劃批鬥現場了。
工作組要預先演練，在人群中不同位置分布隊員，設計引領口號、挑起會場群眾氛圍，佈置苦主邊哭邊訴。村裏的二流子、村痞往往成為鬥地主的主角，打起人來狠辣、無所顧忌。在幹部鼓勵、武裝壓陣、群眾激憤、二流子興勢、苦主哭訴的特定氛圍中，酷刑與死人成為革命歡歌與成果。
湖南省漵浦縣八區區長郭靜秋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一個惡霸地主站在台上被鬥，貧雇農一個個上臺訴苦鬥爭。一個苦大仇深的雇農，訴苦訴得大哭起來，走過去就將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一半，『呸！』一聲吐在台上，台下的群眾駭了一跳。」
二零零七年，學者張英洪在調查湖南漵浦縣土改時，講述了一個地主遭群眾「凌遲」的案例：批鬥現場幹部向五九大聲廣播：「贊成槍斃陳老二的鼓掌！」頓時掌聲雷動。杜元富抽出手槍對準陳老二腿部就是一槍，士兵們接連幾槍斃了陳老二。隨即苦大仇深的群眾，紛紛割其耳朵和鼻子，剖膛取心，割肉下酒；有個士兵一刺刀挖出陳的眼珠子，猛然用腳踏破，眼液四濺。不過一袋煙功夫，陳老二隻剩下一副骨架子。
廣袤的中國農村有著中華民族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孕育，村中的鄉紳擁有資產與土地，他們好學勤作，樂善好施，溫良恭謙，德高望重，肩負著架橋修路、興鄉辦學、社會救濟的責任，是鄉村中的精英。改朝換代，皇權更迭，然而縣制以下基層社會的穩定與文化的傳承仍需要他們來擔當。這樣的人群其實跟政權是沒有甚麼關係的，更不會危及到誰當政。
土改中，中共處心積慮要打倒的就是這樣的人。「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絕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
民國開國英雄楊載雄是湖南澧縣縣城桃花灘人，參加過一九一一年十月的武昌起義。孫中山曾親書「陸軍三等龍虎章少將」匾給他。一九五一年土改時被槍斃。
宣傳洗腦 抹黑地主形象
自古「文以載道」，中共講文藝為政治服務。地主被打倒，還要「踏上一隻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南霸天一定要霸道，黃世仁一定要凶狠，劉文彩一定要殘暴，周扒皮一定要刻薄。靠剝削髮家，穿綾羅綢緞，吃山珍海味，居朱門深院，性情驕奢淫逸，直到今日，恐怕不知真相的中學生心目中的地主形象還是這些。
真實的地主是怎樣的呢？
一九九二年，大地主劉文彩的故鄉——中共四川大邑縣縣委做過一項民意統計，主題是「歷史上誰給本縣貢獻最大」。第一人是劉文彩。儘管經過幾十年的顛倒黑白的宣傳，劉文彩扶困濟危、慈善辦學、興修水利、開路架橋的故事仍在老百姓中流傳，鄉親稱他是劉大善人，碑文刻「慷慨好義，有燕趙豪俠風」。
一九九五年，縣長金嘉祥準備恢復「文彩中學」校名，遭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的壓制，民意統計結果被打入冷宮。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共組建專業班子編造《收租院》污蔑劉文彩。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特意到虹橋村14組找到長工谷能山，因谷身材健碩，「藝術家們」準備把他塑造成反抗劉文彩壓迫、寧死不屈的英雄好漢。
沒想到谷說：「我在他家吃得非常好，三天一個小牙祭、七天一個大牙祭，肉隨便我吃。」「藝術家們」使出渾身解數，啟發教育、煽仇造恨、金錢利誘，谷能山就是不上道，最後乾脆說：「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槍斃，我也說他（劉文彩）是個好人！」
不日，谷能山被民兵拉走，被強制勞改。一九六零年春，中共為了掩蓋真相，將劉文彩莊園周邊的民眾發配到一個叫八管區的地方。因為環境惡劣，許多人就死在了那裏。
殺人權的下放與按比例殺人
有美國學者計算中共建政后土改使450萬人喪生，國內學者研究是200萬到300萬之間。而中共土改中的殺人權是下放到區一級的。共產黨的區長、書記、工作組組長、貧農會成員可以隨意掌握地主、富農的生殺大權，也可以決定誰是地主誰是富農。貧雇農對誰不滿，私下跟工作組說一下，就能借刀殺人。
殺人是有比例的。
據中共一九四八年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8%、農民總人口10%。」按這個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萬個階級敵人。後來確定把打擊面縮小到3%，不包括富農。以當年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鬥爭出900萬個階級敵人來。
作家鐵流曾披露：「土改時，工作組組長就有權力批准逮人或殺人。根本無審訊起訴一說，一批一批押出去斃了就是。20人為一批，犯人齊嶄嶄地跪在地上。
「被殺的人全打腦袋，子彈均是開花彈，一槍一個，真利索。死者雖屬痛快，但半截腦殼不見了，有的還沒有腦袋了，人變成了一個木樁樁。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現在親眼看見了！殺第一批時，我執內勤，那沒頭沒腦的屍體一大片，白的腦花和紅的血水流成一條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綠草，難聞的血腥味直衝鼻孔，真叫慘不忍睹。」
土改批鬥運動中的很多酷刑超乎人類的想像，有學者稱之為反人類酷刑。
僅一九五零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據中共蘇南區黨委農村工作委員會土地改革檢查隊的統計：奉賢縣5個區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起來的13人，被捆綁的18人，被剝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種體罰；丹徒縣炭諸鄉等3個鄉鬥爭的40人中，有26人一上臺就跪，被剝掉衣服，有10人被剝光了衣服；太倉縣浮北鄉鬥爭時按照跪、剝衣服、澆冷水、蹲水缸、上老虎凳的套路，連兩個60歲左右的老太太也被迫蹲水缸。」
殺人是革命的需要，殺得多、殺得狠是革命的忠誠表現。中共和毛澤東搞土改的真實目的，並不是著眼於分田到戶，而是出於中共新生政權的殺人立威與共產意識形態的鬥爭慣性。
結語
中共建政後的土改，把無法無天暴力剝奪他人財產與生命，包裝成合法合理的「階級鬥爭」、專政需要，在製造恐怖的同時，顛覆著善惡的道德標準，摧毀了文明基礎，為以後經常性的政治動員下的群眾鬥爭做了國家性演練。
中共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等一次次迫害運動之所以輕易上手，也是因為土改已為其種下了邪靈恐怖的基因與清除了傳統道德後的正義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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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明慧期刊：天地蒼生（特刊） https://qikan.minghui.org/qikan.aspx?id=194743
（本文圖片來源：明慧網；主圖説明：土改時鬥地主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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