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家眼中的「大右派」父親 —— 儲安平

文／佚名、甄言（明慧之窗記者周慧文編輯）

一九八二年六月的某天，儲望華離開北京赴澳洲留學，臨行之際，中央音樂學院校辦主任急匆匆跑來說：「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儲安平（本文主圖左）正式做出『死亡結論』，特通知其子女。」

沒想到在即將離開故土的這一刻，儲望華竟以這樣一種方式與「失蹤」16年的父親告別。

前言

現年82歲、定居澳大利亞的鋼琴家儲望華是「大右派」儲安平最小的兒子。這位儒雅的白髮學者是著名鋼琴協奏曲《黃河》的主要執筆人之一。他改編的很多鋼琴作品不僅被國內鋼琴家大量演奏，而且成為音樂院校常用教材和曲目。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五月八日到十五日，中共統戰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要求知識份子們大鳴大放。

為了響應中共的號召，黨外人士章伯鈞、羅隆基分別發表言論，針砭黨弊。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公開直指中共「黨天下」。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發出了打擊右派的信號。緊接著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被稱為「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大右派」。到一九五八年反右運動結束時，全國有55萬人被劃分為右派份子，幾百萬人受到牽連，連左派學者馬寅初、費孝通都未能倖免。

反右運動中的所謂「極右份子」，有的被槍斃，更多的人自殺。在北京的頤和園附近，早起散步的人們，經常看到樹上吊著死人，很多人跳湖自殺。「右派」分子家人被當作政治賤民受盡凌辱，遭受著家破人亡的悲慘命運。

儲安平於一九五八年一月被劃為「右派」，一九六六年九月失蹤。在儲望華的回憶中，關於父親的影像是支離破碎的，可是那段父子情深的歷史卻永遠無法忘懷。

以下是儲望華關於父親的回憶（因篇幅有限，有刪改）。

失蹤

內心深處，我一直相信，父親其實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雖然大多數的文章稱他生死「未明」，或者是個「謎」。

我與父親的最後一面，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

那之前兩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父親肯定在被「掃蕩」之列。父親的情緒非常不好，我緊緊握著父親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沒料到這竟是我們父子最後的訣別。

幾個月後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姓女士的電話，問我父親是否到我這裏來了。我很奇怪，反問：「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

父親失蹤了。

此前，父親曾經試圖自殺過一次。當時他掃完街道筋疲力盡回到家裏，發現又有紅衛兵來揪他去批鬥，就從後院翻牆而逃，跑到數十里外的潮白河跳河自殺。因為河比較淺，父親被人撈上來了。那一天是八月三十一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後，父親被押回九三學社，被造反派看管起來。

九月二十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國慶節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

到了一九六八年，有關部門組成了一個「儲安平專案組」，說是奉周恩來總理之命，要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專案組怎麼會連父親的照片都找不到？過了很久，我才悟出此舉實為試探，試探我是否與父親「劃清界限」。

數十年來，我無數次在夢中見到父親從外面回來，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隨的卻只有醒來後枕邊的淚痕……

十年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父親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鈞邀請，走馬上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父親很快得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消息。為了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還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可以「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統戰部的一位處長更親自打電話，請父親到統戰部組織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去發言。

六月一日，父親發言的標題就叫「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說「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父親是屬於比較清醒理性有遠見的人。他是沒有陷於個人崇拜的知識份子之一。這是他敢於如此「大膽」的原因。

他還說：「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但是在全國範圍內，無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閱後欽佩不已，稱「儲安平是個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顆原子彈。六月八日，毛澤東親自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

當天下午，陷於口誅筆伐的父親向章伯鈞遞交了辭呈。此後，他到了商務印書館，主要任務是校譯別人翻譯好的英文稿——雖然父親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譯，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譯」，而且不能署名。

「政協」在石景山模式口有個勞動改造的農場，父親有時會被派到那裡勞動，放羊、種菜，後來還做過「蘑菇培植」。

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那裏看他，見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間裏只有一個簡單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裏充滿著一股難聞的氣味。我說：「這種地方怎麼能睡？」

自從「反右」以後，父親雖然寫過檢查、被勞動改造，但他在本質上並不以為自己錯了。

一九四九年，父親和許多知識份子一樣，對新政權抱有一顆赤誠之心。

一九四六年他創辦了《觀察》雜誌，一時成為新聞人物，也確立了他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立場。《觀察》一直以尖銳而辛辣的風格，批判社會現狀，深受大眾和知識界的歡迎，其訂數從400來份上升到10萬多份。

新政權建立不久，胡喬木和胡繩寫信給周恩來，建議《觀察》復刊，周恩來批復十分明確：「有那麼多讀者，當然復刊！」但復刊後的《觀察》顯然無法繼承其以前的抨擊時弊的風格，變成了以宣傳為主的雜誌，出了幾期後改成了《新觀察》，由戈揚任主編，父親也退出了《新觀察》。

人生

父親一直支持我去學鋼琴，也是父親安排我去報考的音樂學院附中。

一九五七年，我正在音樂學院附中讀書，同學看報紙時就會問我：「你父親怎麼是『右派』？」那時中央電影製片廠拍了很多新聞片，父親在北京飯店舉行的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鏡頭被一次次播放，然後一次次遭到批判。

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人民的」敵人了。可是，在寫信的時候，我還是稱他「親愛的爸爸」。班裏同學在班會裏就批判我說：「你的立場到哪兒去了？你應該和他劃清界限！」

一直持續了幾十年，我都被要求與父親劃清界限，包括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申請出國留學，文化部的領導人還問我的單位：「他和他父親劃清了界限沒有？」

一九五八年，我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第二天，正副校長一起找我談話，學校裏有人貼大字報，說「儲安平的兒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後我們還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黨委重新考慮這個問題」。迫於壓力，校方想出一個萬全之策，讓我放棄作曲，改學鋼琴。

校方還建議我和父親商量，可是不到10秒鐘我就答應轉系。父親又能怎樣呢？這對我來說，打擊特別大。

我從鋼琴系畢業後，留在了中央音樂學院。我有一個女朋友是鋼琴系的，但我們的交往因我父親的問題而夭折。「文革」爆發一個月後，我也被「揪」了出來，大字報鋪天蓋地，說我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定時炸彈」。

這期間中央樂團曾三次借調，想讓我參與《黃河》等的創作，可「做完貢獻」後，就被「樣板團」「刷」回學校，由此被人戲稱為「板刷」。那些改編後的作品裏，也沒有我的名字……

結語

父親誕辰80週年時，我創作了一部交響詩《秋之泣》。這部音樂作品已經由澳大利亞最好的樂隊墨爾本交響樂團公演。

我在該音樂會節目單的樂曲簡介中寫道：這首作品「不僅刻畫了晚秋的蒼涼景色，而且也是對作曲家之父親的深厚緬懷與悼念 —— 在一九六六年一個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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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明慧期刊：天地蒼生（特刊三） https://qikan.minghui.org/qikan.aspx?id=195858

（本文主圖來源：明慧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