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份子的脊樑是怎麼斷的？

文／丁抒、唐文、希金（明慧之窗記者周慧文編輯）

作為傳統文化承載者的「士」階層，在中國是怎樣消失的？今天的大陸知識份子為什麼難有擔當？這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和思想改造運動。

初次嘗到恐怖和戰慄的滋味

一九三七 ∼ 一九三八年，成千上萬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知識青年，相信了中共「北上抗日」和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許諾，懷抱著自由、民主的理想，經過艱難曲折來到延安。但是，現實使他們很快感到了失望。

以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本文主圖）為代表。他在文章中批評了中共的等級制度，及毛澤東的專制思想，並把尖銳的觀點貼到牆報上。看牆報的人川流不息。中央研究院調查發現，對王實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佔95%」。

一天晚間，毛澤東打著馬燈去看王實味的牆報，回來後說，這些東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於是，整風運動的對象從黨內高層轉向大批知識份子，又同階級鬥爭、肅反聯繫起來，演變成一場大清洗。毛澤東認為，延安到處都有「暗藏的敵人」，康生聲稱「延安的知識份子最少有一半是國民黨派進來的」。

知識份子被要求參加一場場批判鬥爭會。為逼迫人們承認自己是「特務」，酷刑多達24種。許多人精神失常。許多人不堪其辱，選擇了自殺。不少特務嫌疑者被迅速、秘密、無聲無息地處死。

「逼、供、信」之下，一時間延安特務多如牛毛。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被打成「特務」的佔70％。行政學院除了一人外，教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有一半也是「特務」。抗日軍政大學排以上的幹部57%是「特務」。中央黨校第三部集中了延安所有較有名氣的知識份子，最後整體被打入另冊。

然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侍從室情報組長唐縱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記寫道：「現在延安的情況很混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

王實味被宣布為托派分子（即反革命勢力）、兼職特務，逮捕入獄。一九四七年中共撤離延安時，他被帶到黃河邊一處偏僻山隅處決：大砍刀從身後亂刀百次，屍體丟棄於一口枯井中。

延安的知識份子們嘗到了恐怖和戰慄的滋味。一九四四年六月，有記者訪問延安時觀察到：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人們脫胎換骨了，「以同一的問題，問二三十個人，從知識份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黨領袖的文章。說違心的假話、為中共唱讚歌漸漸成為風氣。

黨文化的源頭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中共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有100餘人參加。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作者高華將它概括成五層意思：

1. 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文藝的各種形式要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2. 知識份子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3. 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不允許描寫階級鬥爭以外的任何非階級意識的表現；4. 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5. 反對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

座談會上胡風提出不同看法：文藝除了服務於黨的政治目標，還應講究文化傳統。但他的觀點不可能被中共接受。毛澤東的報告，對什麼是中共黨文化、如何貫穿和體現黨文化，表達得淋漓盡致。「為工農大眾服務」只是幌子，中共要把黨的絕對權力貫徹到所有領域，任何可能會抵消這個權威的東西，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必欲摧毀之。

實際上，中共害怕知識份子代表的正統文化和道德，但又需要利用知識份子在奪權後幫助自己給普羅大眾洗腦，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識份子，把他們改造成這樣的機器：絕對信奉和服從黨的意志；主動歌頌黨的「偉光正」，不敢揭露黑暗；自由、民主、個性獨立全部滅絕。

「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風

於是，中共剛一竊政，就迫不及待對知識份子開始了一波波改造：揪出「胡風反革命集團」、「丁玲反黨小集團」，對電影《武訓傳》、胡適思想、梁漱溟逐一批判……大的運動有一九五零年代的「思想改造」、「反右」直至「文革」。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師學習會上做了《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報告，「思想改造」運動拉開帷幕。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發表了大量非體制內知名知識份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如：馮友蘭、梁漱溟、金岳霖、張東蓀、沈從文、錢端升等，都接受了記者採訪，表態與過去劃清界線。

延安整風那一套被拿到全國重演一遍：強制學習、坦白交代歷史、自我檢討、批鬥、集中過關。檢討必須由小組或大會通過，才算過關。從大、中、小學校教員起，連高中生都不放過。

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是清華大學的批鬥對象。他早年投身民主運動，多年擔任民盟中央常委。其歷史人所周知，卻被追查在表面思想背後有「思想暗流」，前後作了八次檢討，越檢討，越說不清，被批鬥得痛哭流涕。

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予失眠自作檢討書起，至今亦月餘矣……至近日而非服藥兩三次不可，『腦息定』至不生作用。」

學者周鯨文描述到：「大會批鬥是嚴厲的，其瘋狂的程度，不亞於土改鬥地主，在鎮反中鎮壓反革命。」台下的同事、學生「指著鼻子罵你」，不僅尊師重道的傳統喪失殆盡，個人的尊嚴也蕩然無存。

與其它政治運動相結合

更令人恐怖的是，中共還有意將「思想改造」與朝鮮戰爭、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重疊。如果一個人被定性為政治問題，就面臨不可抵抗的暴力鎮壓，有可能被逮捕或勞改。

被列為世界88位數學偉人之一的華羅庚，從美國回來報效祖國，不久便碰上了「思想改造」。他盡其所有地交代，最後因為還保留著原有的出國護照未加焚燬，遭到無休止的批判，說他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留後路」的打算。

他有口難辯，絕望中選擇了自殺。因被發現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士」階層整體消失

一場場血腥運動讓知識份子目睹了共產黨的凶殘，許多人的脊樑骨在那個時候就嚇軟了。

據當年清華大學學生回憶：「教師講課時突然謹小慎微起來了，儘可能照本宣科，閉口免談自己的獨特見解，隨之在晚飯後再也不敢輕易出來散步和學生隨便攀談……這些先生們自著或編譯的教材全部作廢，通通改用蘇聯教材和教學大綱。」

胡適看了金岳霖在運動中寫的檢查後說：「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這是在日本鐵蹄之下都沒有經過的苦痛……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我們應該體諒，他們所坦白的，絕不是他們心中要說的。」

學者劉再復分析，自我貶抑和自我矮化，無休止地自我踐踏和自我奴役，逐步喪失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本性和獨立思考能力，順理成章地變成專制政權的馴服臣民，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也就不再有成果問世。有的人改了行，如北大的沈從文改行搞文物。大多數人奉行「沉默是金」。

美學教授朱光潛自述：「有五、六年的時間我沒有寫一篇學術性的文章，沒有讀一部像樣的美學書籍，或是就美學裏某個問題認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並非由於我不願，而是由於我不敢。」

金岳霖的學生說：「金先生高水平的哲學著作，都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寫的。」沈從文說：「巴金或張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趙樹理自我解嘲：「假話我不寫，真話不能寫，只好不寫。」

學者謝泳表示，一個階層在社會上的獨特地位消失了，中國社會再沒有一種獨立為文化、為道統負責的力量了。

只要鳥兒在籠子裏唱頌歌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思想改造」又從教育界擴展到文藝界和整個知識界，將黨文化推向全國。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提出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但是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更大規模的清洗——反右運動，以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捲土重來。其實，中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要鳥兒在籠子裡多唱頌歌，決不許鳥兒鑽出籠子的。

幾十年來，這一紅色霧霾一直籠罩著中國大陸，造成幾代知識份子不可避免地淪為「犬儒」、「精緻的利己者」，只會為中共站臺、背書，獨立敢言者成為稀有之物。

（資料來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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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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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圖片來源：明慧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