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大是大非 保持中立的代價是甚麼?
文/華劍(明慧之窗記者心篤編輯)
美國波士頓大屠殺紀念館外的石碑上,鐫刻著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那首著名的詩: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當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當他們對付我的時候,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這首詩之所以被放置在城市中心、眾目之下,就是為了時刻提醒人們:
「沉默暫時是沉默者的通行證,卻終將是沉默者的墓誌銘。」
當暴力與罪惡大行其道,哪個沉默的旁觀者能夠保證,自己不會是下一個受害者呢?尤其在大是大非面前,應該為正義發聲,沒有中立可言!
馬丁・路德・金曾警告:「我們看到真相卻一言不發之時,便是我們走向死亡之日。」
從歷史看「中立」的代價
《清史稿・列傳三十六》及《康熙朝實錄》中記載著一個歷史故事,康熙六年,年滿十四歲的康熙帝開始親政,當時的朝政仍被橫行霸道、結黨營私的鰲拜把持。鰲拜不僅矯詔(假傳聖旨)殺了二號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甚至還想禁止有建言之責的言官上奏,其黨羽遍布朝廷,作威作福,眾官員敢怒不敢言。
當時的朝廷中,開國大臣遏必隆的地位可與鰲拜抗衡。康熙先帝順治安排遏必隆為輔政大臣,其地位名列於鰲拜之前,目的就是為了制衡鰲拜。康熙皇帝親政後,更特封遏必隆為一等公,加太師職務,遏必隆位極人臣。
皇恩浩蕩下,遏必隆卻在皇上與鰲拜之間處處保持「中立」,對鰲拜的惡逆姑息養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從不曾上奏彈劾,也不加勸阻告誡,甚至還抓住時機附和鰲拜。
康熙八年,少年有為的康熙一舉鏟除了鰲拜及其黨羽。康熙認為遏必隆受兩朝皇帝恩寵,但看到鰲拜擅殺多位大臣、勢逼皇帝天子,卻置身事外獨善其身,在善惡正邪面前默不作聲,無疑是助紂為虐。康熙將其抓捕。一年後,遏必隆病逝,鰲拜也在獄中病亡。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中立」看似安全,明哲保身,實際上是將自己處於各方的拋棄之中,是在最危險之中。
美國第28任總統威爾遜說過,「中立」是一個負面的詞語。
二戰時歐洲戰場上,盧森堡、比利時、荷蘭等國紛紛宣布中立,極力避免被捲入戰爭,但是納粹德國卻並不買帳,很快用鐵蹄踏破了他們「中立」的幻想。
瑞士雖已宣稱中立,但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二戰期間,瑞士向納粹德國購買猶太人的黃金、拒絕接受猶太人難民,至今仍備受世界爭議。
太平洋戰場,美利堅實力最為雄厚,開始卻保持中立原則,直到日軍偷襲珍珠港後,美國立刻宣戰,一改中間立場。
平庸的邪惡:服從性「中立」
著名的猶太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或譯漢娜・鄂蘭)曾提出「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她認為極權體制下的罪惡有兩種,一種是極權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一種是被統治者或參與者的「平庸之惡」,即對於顯而易見的惡行不加限制,甚或直接參與。以下就是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案例。
納粹高官艾希曼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納粹高官艾希曼被處以絞刑。在審判時,他一再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我工作時皆全力以赴,以服從為最高原則。我將服從視為生命的典範。」當時漢娜・阿倫特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在耶路撒冷法院旁聽席上,仔細觀察聆聽艾希曼的辯護。
她認為,「平庸的惡」是對強權與體制不加思考,只是服從或保持服從性的「中立」。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服從體制的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反道德行為;或者雖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藉體制的宣教和認可來給自己辯護,從而解除個人道德上的罪錯感。
漢娜・阿倫特說,艾希曼雖非墮落之極的邪惡化身,但他缺乏同理心、行事完全欠缺思考、毫無道德感。但殺人償命是天理,無論艾希曼如何為自己辯護,仍不能逃脫正義的懲罰。
中共統治下的人民
中共治下,平庸之惡隨處可見,文革便是典型的案例。傳統文化被破壞後,不僅使知識分子失去了良心與道統,普通民眾也甘做幫兇。如今,五毛、小粉紅、告密的學生、朝陽大媽(指北京朝陽區治安志工,被戲稱民間特務)等等,人們以滿足各種私利為動機,比如糊口飯吃、積極上進、推薦就業等,半推半就或積極主動地服從附庸中共的意志,而全然不顧自己是否站在了正義的對立面。
人心在「中立」中沉淪,社會在「服從」下敗壞,假惡鬥泛濫,人心冷漠。這樣做非但不能自保,結果是人人互害。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重慶一輛公交車墜落長江,造成司機和乘客在內十五人死亡。事因是一位女乘客因為自己發現過站未下車,要求司機停車,但由於該處無公車站,司機拒絕停車,雙方暴發激烈口角爭執,並演變成雙方互毆,導致車輛失控墜入江中。
從公布的調查結果來看,在乘客與司機發生衝突的五分鐘當中,竟然沒有一個人出面來干預和制止,對毀滅性的破壞舉動視若無睹、漠不關心,充當看客。這五分鐘裏,只要有一個人出來制止、勸說,都不會導致這樣的惡果。
如何避免「平庸的惡」
那麼,如何避免「平庸的惡」所引發的災難?就是要為正義發聲,不能選擇「服從性中立」——對邪惡沉默等同於同謀,為正義發聲才能守護良知。
在中共殘酷統治下敢於發聲尤為可貴,在武漢出生長大的中國九零後屠龍(化名)經過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對美國之音說,一場武漢疫情徹底改變了他按照當局者意願做個順民的想法,他要為死者發聲。
屠龍說,要不是自己會翻牆,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訴他真相,此刻說不定他已經進了焚屍爐。封城的日子裏,他反思了很多:
「他們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時,我跟自己說,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會被清理;他們在新疆搞勞改營時,我想我也不是少數民族,我也沒有宗教信仰,我也不會被清理;我很同情香港人的遭遇,但我覺得我也不會去上街,不會抗議,所以也跟我沒關係。這一次事情發生在我的家鄉,我周邊已經有很多人得了病,也有去世的,所以我沒有辦法再忍受下去了。」
瑞士不再中立 中共面臨核彈式打擊
邪惡之所以得逞,是因為善良無所作為。
共產主義自誕生以來給全世界帶來的是飢荒、殺戮與極權專制。中共百年紅潮將中華文化破壞殆盡。時至今日,活摘人體器官,掩蓋武漢肺炎疫情,破壞港人自治,偷竊西方社會,赤化、拉攏、腐蝕西方政商大亨,可謂無惡不作。
對中共中立意味著甚麼?那些武漢肺炎疫情嚴重的國家和地區,是對中共持「中立」態度的結果。
在大是大非面前,正義與邪惡較量中,沒有中立與中間立場。天滅中共之際,無人奢談中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越來越清晰地區分中共與中國人民,不再信任中共政權了,連出重拳。美國制裁中港官員,凍結其海外資產,引發骨牌效應。一向「中立」的瑞士也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舉行「你是否支持瑞士銀行與企業和侵犯人權的國家做生意」的全民公投。
維基解密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五千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級大員;從中共的副總理一級、銀行行長、部長到中央委員,幾乎人人都有一個帳戶。如果公投通過,中共權貴大約有五千個帳戶、不知多少萬億的資金將被凍結。有評論說,這比美國的制裁更令中共權貴心驚膽寒,那將會對中共造成核彈式的打擊。
一九五零年九月十四日,中共和瑞士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七日,以保密著稱的瑞銀公布有一百位左右的中國人,在瑞銀的存款達到了七點八萬億元人民幣,數量之多,令人咋舌。該年中瑞雙邊貿易額三百一十八億美元,主要是一面倒地從瑞士進口機電產品、化工醫藥產品、光學儀器、醫療設備和鐘錶,進口額佔雙邊貿易額的85.7%。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瑞士外交部長伊格納西奧・卡西斯(Ignazio Cassis)在接受瑞士週報「星期展望」(Sonntagsblick)採訪時表示,「中共濫用人權和對香港的嚴厲鎮壓將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對,中共國已經偏離了開放的道路,希望瑞士能夠對中共做出更有力的回應。如果中共堅持自己的路線,西方世界將做出更加果斷的回應。」
在利益面前,瑞士選擇了良知!瑞士的轉變,不僅中共高官的海外財產面臨危險,而且瑞士由親共轉向唾共,由中立導向棄共,這意味著正邪的天平上,中共已經完全失衡失控,一邊倒地往天滅中共的方向奔赴。
天滅中共,無人能置身事外。順天而行,做出正義的選擇才能守護世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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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0/8/17/大是大非面前-孰可中立--410576.html
(本文主圖來源:明慧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