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6到1999  —「四・二五」事件因果還原

從1996到1999 —「四・二五」事件因果還原

文/鄭岩(明慧之窗記者周慧文編輯)

新冠疫情封控以來,大陸民眾為維權成群上訪的事件,已經越來越不足為奇。中國人講因果。比如人們對封控是因、上訪是果,很容易看清楚。

然而在二十四年前智能手機和互聯網不發達的時代,法輪功修煉者的「四﹒二五」萬人上訪卻震驚了中國社會,以至於不少人,至今還留有法輪功上訪是「因」、被鎮壓是「果」的誤解。

為甚麼會顛倒因果

中國人想到「法輪功萬人上訪」時,為甚麼會顛倒因果呢?主要原因有三:

1. 上訪=挑戰:在當時思想開放程度很有限的中國社會,上訪被認為是對共產黨的公開忤逆和挑戰,無論出於甚麼原因,上訪有罪。

2. 人多=圍攻:在當時的中國,平均十個人裏就有一個人學煉法輪功,即十億人裏有一億人學法輪功。所以即便是自發和臨時的個人舉動,也很容易動輒出現成千上萬的人。對共產黨來說,人數多就叫「威脅」、「有組織」、「圍攻」。

3. 隱忍=有罪:共產黨整人有術、法輪功隱忍有方。法輪功修煉者從一九九六年開始持續受到政治迫害,比如被全國範圍的「先定罪後調查」等、被禁止出版書籍等等,但他們一直默默承受,認為清者自清。然而,在時任中共頭子江澤民眼裏,法輪功的自律自持舉動等同於看不起他,除非法輪功放棄真善忍、改習馬列,並拜倒在他的腳下。

19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北京和平上訪。(圖片來源:明慧網)

「四・二五」萬人上訪事件因果還原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萬人上訪之事,被中共誣稱「圍攻中南海事件」,其實是萬餘名法輪功學員,遵循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前往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和平上訪,尋求「天津事件」得以公正解決,要求給法輪功學員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是一個為阻止迫害升級的、自發的和平上訪行為。

20多年後的今天,適逢「四・二五」二十四週年,我們為大家重溫一下這段歷史事件發生的起因。

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事件,從一九九六年就開始釀成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詆毀法輪功。熟悉中共歷史的人一看便知,這是政治整人運動的信號——「名譽搞臭」開始了。

果然,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禁止出版發行當時名列北京十大暢銷書的《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

一九九七年

接下來,一九九七年一月和七月,有人插手公安部,兩次在全國範圍調查法輪功的所謂「非法宗教活動」,網羅罪證,欲定為「邪教」。結果全國各地公安局經充分調查後,均上報反映「尚未發現問題」。

但中共是搞運動能手,面對法輪功日益上升的口碑與威德,面對當時平均每10個中國人裏就有1個人在學煉法輪功的局面,江澤民妒嫉難耐,已喪心病狂;羅幹更是想借江澤民之手,以法輪功群體的血肉,達到他自己陞官發財的目的。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八年七月,羅幹等人通過公安部,違法地先給法輪功定罪為「邪教」,再組織全國範圍蒐集罪證。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通知》中公然把法輪功稱為邪教,然後提出:要掌握(法輪功學員)活動內部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證據,各地公安政保部門要深入開展調查。

當時陸續有公安、統戰部人員和特工等被派到法輪功的煉功點上學功,並和學員一起學習《轉法輪》,其實都是去臥底。法輪功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修煉來去自由,既沒有人員登記,也沒有會費。很多臥底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瞭解,反而成為堅定的法輪功修煉者。結果令羅幹等人很吃驚:在全國各地,1條法輪功的罪證都沒有蒐集到。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辦的《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該文章繼續引用不實的事例,指名誣陷法輪功,繼續實踐「名譽搞臭」的政治策略。

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的連襟,名為院士,卻沒有任何學術上的建樹,是一個依附政治的文人。此前在一九九八年五月,何祚庥就曾在北京電視臺的節目中,用一個和法輪功沒有關係的例子詆毀法輪功。

何祚庥的文章在天津發表後,天津的一些法輪功學員認為有必要向有關方面澄清事實真相,並希望通過與雜誌編輯部的溝通來消除該文章的惡劣影響。因此,四月18日至24日,一些法輪功學員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其它相關機構反映實情。

讀者朋友們注意,中共歷次搞迫害民眾的政治運動,都是由依附政治的文人在官方媒體批判、抹黑開始,發出「名譽搞臭」的信號,製造恐怖氣氛。

在中共專制的中國,法輪功學員們作為中共內定要「搞臭」的靶子,上訪是唯一的反映情況的渠道。

再來回顧天津當時的情況:為了保持良好的秩序,到天津教育學院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們不喧嘩、不隨意走動,留出通往學院各處的通道,校門外也有法輪功學員義務維持秩序。

中國的《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述,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可是對待和平的上訪群眾,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兩日,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卻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出動防暴警察300多名,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45人被抓捕,多名法輪功學員當場受傷流血。

當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卻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這個事件,如果沒有北京的授權,被逮捕的法輪功學員不會得到釋放。天津公安直接向法輪功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迫害的嚴重升級引發法輪功學員的關注,各地聞訊的法輪功學員紛紛打聽如何到北京上訪,得知到北京上訪意味著上訪國務院信訪辦。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因為修煉法輪功的人數巨大,人傳人,所以趕去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很多。國務院信訪辦的位置在中南海的西門,警察引導法輪功學員排列到中南海附近。

在當時的中國,修煉法輪功的人已經遍佈各行各業。他們的共性是,無論個人原來的起點高低,都自願遵循真、善、忍來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平時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人際矛盾,給社會帶來祥和與光明,何來「動輒圍攻」之說呢?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在北京街頭靜等。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天津警察抓人打人事件是誘發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上訪的直接原因,但是中共高層的個別人,利用手中權力對法輪功施行大面積打壓,從一九九六年就已經開始了,而且一直不停地製造事端。

一九九九年四月法輪功學員的「四・二五」上訪,只是又一個為了阻止迫害的進一步升級的善良努力。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全面公開後,中共媒體說法輪功學員「衝擊中南海」、「圍攻中南海」,這些都只不過是為迫害而編造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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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3/4/4/「四﹒二五」因果還原-458442.html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1/4/24/「四﹒二五」上訪真相掠影-423733.html

(全文圖片來源: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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