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承傳與弘揚傳統文化（上）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

文/靜遠（明慧之窗記者金弘怡編輯）

孔子是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創始人。他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從事傳道、授業、解惑，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

孔子的天命觀是以弘揚道義、承繼傳統文化命脈為己任的，認為這是上天賦予的使命，所以必須做好。儘管屢遭逆境，也要難行能行，始終堅定「道濟天下」，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大的貢獻與影響。

《論語・子罕》記載，孔子率弟子在周遊列國弘道途中，曾被困於匡地。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其中的「畏」字，是受困、受到威脅的意思。孔子這段話的意思是：「周文王死了以後，文化典籍不都在我這嗎？天如果要消滅周的文化，那麼我也就不會掌握這些文化了；既然天不想消滅這些文化，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孔子從容自信，堅信「天之未喪斯文」，維護和延續「斯文」，已成為他生命價值的全部。他拿出琴開始演奏禮樂，匡人一看知是聖人，於是離開了。

孔子以仁德之舉扭轉了危局，被稱為善之善者也，也使人感受到其承繼道統，傳續千古文脈之浩然正氣。孔子對於「斯文」價值的理解與認識，以及他為繼承和傳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本文就這些問題作一探討。

孔子對文化的傳承

孔子所謂「斯文」即是指「文化」。「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易經》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為能將天文所呈之像明辨清楚，而規範社會道德、個人行為與之相合，已經盡善盡美了，文乃「道之顯者謂之文」，「化，教行也」，即是以人教化，以倫理教化，「順天呈像」而化育天下，這也是文化的來歷。

這裏「人文」一詞與「天文」對舉而出現，指人類社會的運行規則，人間世界的條理和規範，都要遵循天道的規律、宇宙的法則。明確指出了文化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意義。

就孔子的時代而言，就是指自上古以來華夏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文化傳統。華夏傳統是承天理而來，「道」意味著天道，「德」指人們遵循「道」，在心為德，施之為行。

孔子認為行「聖人之道」者，要「敬天知命」，達到與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稱讚堯舜「煥乎其有文章」、「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夏商周以來的文化傳統，面臨危機，更重要的是在人們觀念上出現了蔑視斯文的傾向。如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論語・顏淵》）認為文的價值已無關緊要。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孔子仍然堅持以詩書禮樂教授弟子，詩書禮樂在孔子對傳統文化承傳中的作用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其只是文化的載體。

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孔子所要承傳的「斯文」的實質，是超越文獻器物層面的、體現其載體中的內在文化意義和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的具體內容就是其「仁道」理想。

孔子把他之前的中華文化做了系統的整理，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六經」（《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使其傳輸後人，使中華文化不僅沒有滅絕、散滅，而且還形成一個完整體系，延續了中華文脈，使之薪火相傳。

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這種文化精神，或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倖存，但實際上作為民族已經不存在了。因此，文化傳統的繼續，實具有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義。

「斯文」所標示的文化精神價值，是道義的而非功利的，只有像孔子這樣視道義至上的人，才能自覺體悟並高揚人文精神的價值，孔子在當時屢遭艱難，原因就在於此，而他同時也贏得了更多人們的尊敬，原因也在於此。

這種強烈的文化生存和承傳意識，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終身不倦地為「斯文」的繼承、傳播而努力，維護了華夏文化的尊嚴。

西周以前的許多文化典籍，經孔子及其弟子之手流傳了下來。他棄官辦學，晚年仍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整理典籍，教授弟子，傳授斯文，使傳統的人文精神紮下了更加深厚的基礎。

他不為名利功利目的而損失絲毫斯文的價值，卻寧可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而樂亦在其中矣」來成就斯文的生存，提出「君子道以為志」，「君子謀道不謀食」，「朝聞道夕死可也」。

其三千弟子，七十二賢者之培養，桃李滿天下，因而被後人尊為萬世師表。《論語》中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儒家的仁道人文理想，是傳統文化極為重要組成部份，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人格，中華文化數千年文脈綿延不斷。

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一生虛心好學。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說要「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他在總結自己的學習經驗時說：「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他在知識的形成積累上，稱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要求弟子「發奮忘食」，「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又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他還強調學與行結合，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認為只說不做是可恥的，「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孔子整理古籍，刪訂六經，他創建的儒家思想體系後來以「四書五經」傳承後世。五經即《詩經》、《尚書》、《禮記》、《易經》和《春秋》，四書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孔子提倡教化，使人和社會都在教化中具備人文素養。他在《禮記・經解》中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孔子指出德教可以啟發人的心靈，深入地思索人生的意義，思考人性與良知的尊嚴價值，感悟宇宙之奧秘，及如何關愛他人的重大道德問題。他修書、講學，還率弟子周遊列國，希冀把仁愛理念傳遍各國。

孔子提出君子與小人的「義利之辨」，多次論述君子與小人的問題。認為君子是有道德自覺和道德修養的人，義以為上，小人則與此相反。君子有教化百姓的社會職責，是肩負社會重任的中堅力量，以經世濟民的功業為抱負。這種擔當精神，也就是儒家人格中所說的「以天下為己任」。

在《論語・述而》裏，談到君子的修養時，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孔子教化弟子的目的，也是要求弟子，最終徹悟人生宇宙的真相，得真智慧。

「志於道，據於德」，是講君子內修道德的原則，指出君子為學，當以悟道為最終目的；君子為人處世，當以仁民愛物為原則。

「依於仁，遊於藝」，是講君子外用道德的方式，指出君子要盡可能地多掌握各種知識與技能，以便於適時、適機地給他人、給社會，帶來具體而切實有效的幫助。

孔子說「君子無憂」，又說「君子憂道不憂貧」。是說君子明瞭人生真諦，「樂」在道中，心中有道。君子不是無憂，而是不為自己憂，不計個人得失，或者說志在天下，無私無我，所以無憂。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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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4/2/5/孔子對傳統文化的承傳與弘揚-287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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