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有規定」 就足夠了嗎？
【明慧網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十日】2026年11月8日明慧網刊登了一則河北石家莊法輪功修煉者王昕的經歷。報導說，他在被警方調查時表示自己並未違法，要求對方出示法律依據，得到的回答卻是：「國家有規定。」這句話讓我產生了一個更根本的疑問：國家制定的法律，就一定是正義的嗎？
納粹時期的某些嚴重迫害，並非完全發生於法律制度之外，而是通過法律規定、行政命令和司法程序得以實施。這使人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如果執行者只需回答「法律就是法律」，就可以不再考慮法律本身是否正義，那麼法律是否可能成為嚴重不正義的保護傘？
歷史上，奴隸制曾受到國家法律的承認和保護，種族隔離也曾通過法律制度實施。但這些制度具有法律效力，並不意味著它們在道德上具有正當性。因此可以得出：某項制度具有法律效力，不代表它符合道德正義。某種行為被國家認定為違法，不代表它本身必然具有道德上的錯誤。國家對某種行為實施懲罰，也不自動證明懲罰具有正當性。
德國法哲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曾擔任德國司法部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重新思考了法律與正義之間的關係。
1946年，拉德布魯赫對這種無條件服從法律的觀念提出了批判，並提出了後來被稱為「拉德布魯赫公式」（Radbruchsche Formel）的觀點：當成文法與正義之間的衝突達到不可容忍的程度時，成文法必須向正義讓步。他還特別強調，如果立法者有意背離平等這一正義的核心，那麼問題就不只是法律存在某些缺陷，而是其法律性質本身受到根本質疑。當然，受到質疑的既可能是法律規定本身，也可能是相關政策及其具體執行方式。
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討論了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他認為，即使在一個總體上相當正義的民主社會中，仍然可能存在嚴重而長期的不正義。在某些條件下，以公開、非暴力的方式違反法律，可能具有道德正當性。他尤其強調嚴重的不正義、作為最後手段的行動，以及對社會共同正義原則的訴諸。
羅爾斯的這一理論主要針對接近正義的憲政民主社會。那麼，如果一個人所處的社會本來就缺乏有效的申訴與糾錯渠道，那麼要求他必須先窮盡這些渠道，是否反而不合理？國家能否一方面制定存在嚴重正義爭議的法律，另一方面又以違反這些法律為理由，否定人們提出異議和反抗的正當性？
當統治者感到威脅，社會就真的受到危害了嗎？
19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修煉者聚集在北京中南海附近，表達與此前人員拘留、修煉環境等有關的訴求。這次事件在中國官方敘述中被稱為「圍攻中南海」。然而，根據明慧網對當時情況的整理，參加者主要在中南海周邊兩側有秩序地列隊，沒有發生其所記錄的暴力攻擊行為，並於當天散去。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圍攻」這個詞。人數眾多、聚集於某個地點，是否就等於實施了「攻擊」？如果沒有證據顯示發生實際攻擊，那麼這種具有明顯對抗意味的表述，是否可能影響公眾對事件性質的判斷？
更重要的是，即使這次活動顯示出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這種能力本身又能說明甚麼？一萬人可以組織起來救災、公益募捐，也可以組織起來和平表達訴求。組織能力只能說明一個群體能夠協調成員行動，不能單獨證明它具有犯罪目的，更不能直接證明它危害社會。一個群體能夠獨立組織大量成員，可能使掌權者感到政治壓力。但政治壓力與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二者不能直接畫等號。
如果國家把某種獨立社會力量視為威脅，那麼它仍然需要說明，這種威脅究竟涉及哪些值得保護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可以檢驗的事實，以及限制措施為甚麼必要。否則，容易把掌權者對自身權力的憂慮，誤認為整個社會面臨的危險。
當然，國家不必等到傷害已經發生，才有權防止具有充份證據支持的嚴重危險。暴力襲擊、重大詐騙等風險可以成為合理干預的理由。然而，國家可以預防現實危險，但不能僅憑對政治壓力的主觀擔憂，就當然把一種和平活動認定為嚴重公共危害。即使某次集會人數眾多，也仍然需要分別判斷具體違法事實、危害程度與處罰是否相稱。這與把整個群體定性為危險組織，並長期限製成員的和平信仰活動，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
如果有人實施詐騙、暴力、脅迫，或者造成可以依法歸責的嚴重傷害，那麼調查和追究責任具有相應的法律理由。但如果一個人只是和平閱讀、討論或傳播信仰資料，為甚麼需要受到長期監禁？他的行為究竟侵害了誰的權利？國家能夠證明甚麼樣的公共危害？處罰的嚴重程度是否與行為相稱？這些問題不能僅憑「這個組織已經被認定為非法」來回答。更何況被定為非法的理由是否充份還需要論證。
現在，我們回到拉德布魯赫最重要的問題。假設一個人僅僅因為堅持某種信仰或和平傳播有關資料，就可能面臨監禁、失去工作、工資或養老金受到影響，甚至在羈押期間遭受虐待和健康損害。如果這些情況並非偶然的個案，而是長期發生於針對特定群體的制度性限制之中，那麼這種法律與政策實踐是否已經嚴重違背人的平等與尊嚴？
進一步說，即使不是每一個信仰者都遭到了懲罰，也不能因此認定整個群體的基本自由獲得了保障。一個人只有在隱瞞信仰、避免被發現時才能相對安全，這能夠算作真正享有信仰自由嗎？一個社會成員沒有實際遭到懲罰，不意味著他沒有受到相關制度的限制。而且，這些人無論人數多少，仍然是社會成員，仍然是公民。國家維護公共利益的主張，不能以任意排除其中一部份人的基本權利為代價。如果一項制度使某個群體僅因和平信仰與表達，就面臨長期、嚴重的權利剝奪，那麼至少有充份理由質疑：它是否已經越過拉德布魯赫所說的不可容忍的界限？
當不正義的法律遇到現代監控技術
問題還沒有結束。過去，一個人可能通過保持低調，避免引起執法機關的注意。但現代監控技術正在改變這種條件。人臉識別、步態識別、視頻軌跡分析和不同數據庫之間的信息關聯，使個人日常行動有可能被記錄、追溯和重新識別。
前面引發我思考的王昕個案，恰好使這種技術可能性變得具體。根據2026年11月8日明慧網的報導，王昕於11月5日在石家莊被帶走；警方稱監控錄像記錄了他此前傳播資料的活動。11月6日，他又被帶到辦案中心。報導說，工作人員要求他脫鞋、走一圈；王昕懷疑這與步態信息採集有關，遂拒絕配合。如果報導屬實，它至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審查問題：當執法機關採集人的行動特徵或其他生物特徵時，目的、授權依據與數據用途如何得到核實？
公開採購資料顯示，步態採集等智能識別技術已經被納入公安機關辦案設施的建設規劃。就在王昕被帶走的前一天，2026年11月4日，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區公安局發布《派出所辦案區建設項目二次競爭性談判公告》，計劃為五個派出所採購電子簽名、指紋捺印、視頻監控及步態採集系統，預算48.8萬元，並要求建成後與省、市、縣級平台互聯互通。
這並非孤立的技術採購。2021年6月，河北沙河市公安局採購執法辦案區智能管控平台、傷疤抓拍攝像機等設備，中標金額134.5萬元，涉及開用智能管控平台及科達攝像機。2025年11月，石家莊市公安局招標建設智慧偵查中心一體化平台，同年12月9日公布中標結果，金額約785.32萬元，系統涉及案件態勢分析、預警感知、偵查特徵分析及跨案件協同等功能。2025年7月公布的項目需求方案還規劃了2026年的人臉圖象比對、影像清晰化處理及影像真偽檢測等視頻偵查功能。
此外，2026年11月5日，即王昕被帶走當天，石家莊市公安局藁城分局的辦案中心設備採購更正公告也出現在政府採購網上（項目編號SJZTP20261881），但目前尚不能確認該項目是否包含步態採集設備。
這些不同年份、不同地區的採購記錄表明，智能識別、視頻分析及辦案信息化系統正在持續進入公安機關的建設與採購體系。因此，要求當事人在辦案區脫鞋行走，確實存在與步態信息採集有關的可能。更值得追問的是：當這些技術越來越深入地進入執法體系時，其採集目的、法律授權、數據用途與監督機制是否也受到同樣嚴格的審查？
這些技術在偵查犯罪和保護公共安全方面具有重要用途。但技術能力的增加，並不能自動保證其使用目的具有正當性。
如果被執行的是保護人們免受暴力和盜竊的法律，那麼更高的執行效率可能意味著更好的權利保障。但如果一項法律本身就嚴重侵犯基本自由，那麼執行能力越強，也可能意味著不正義被更加廣泛、更加有效地實施。於是，法律限制與技術監控可能相互強化。
前者規定甚麼行為受到懲罰，後者提高發現相關行為的能力。可是，普通人審查證據、質疑法律和糾正錯誤的能力，是否也得到了同等程度的發展？如果沒有，那麼現代技術就可能進一步擴大國家強制能力與公民自我保護能力之間的不對稱。
美國與歐洲如何回應生物識別監控的權利風險？
美國與歐洲已經嘗試通過立法、司法審查和個人數據保護制度，對生物識別監控設定限制。這些限制並不否定技術在偵查嚴重犯罪、尋找失蹤者方面的價值，而是在強調一個更基本的區分：技術上能夠識別某個人，不意味著國家就當然有權在任何時間、出於任何目的識別他。
2026年9月24日，美國國會議員提出《2026年人臉識別與生物識別技術暫停使用法案》（Facial Recognition and Biometric Technology Moratorium Act of 2026），眾議院編號H.R.10563，參議院編號S.5544。議案不僅涉及人臉識別，還明確涉及步態等遠距離生物特徵與聲音識別，擬原則上禁止未經明確法律授權的聯邦生物識別監控，並通過聯邦撥款機制對州和地方使用方式提出限制。
截至2026年11月9日，它雖然是在提案階段，但議案提出的問題很明確：當國家能夠不經個人主動配合就獲取其身份和行動線索時，是否應對識別目的、數據保存、共享、審計和救濟施加比普通信息處理更嚴格的要求？
歐盟《人工智能法》（AI Act）第5條，則原則上禁止執法機關在公共可進入空間使用實時遠程生物識別技術，同時為尋找特定受害人或失蹤者、應對某些嚴重而緊迫的威脅、調查特定嚴重犯罪等情形設有嚴格限定的例外，並要求必要性、比例性和有關授權。
此外，歐盟《執法數據保護指令》（Directive 2016/680）第10條，將用於唯一識別個人的生物特徵數據，以及揭示政治觀點、宗教或哲學信仰等敏感信息的數據，置於特別保護之下。有關處理僅能在嚴格必要、具有適當保障且符合法定條件時進行。這說明，問題不僅是算法是否準確，更是國家有無充份理由收集、保留及利用有關信息。
歐洲人權法院在2023年7月4日作出的《Glukhin訴俄羅斯案》判決，則提供了一個與和平表達直接相關的實例。一名男子曾在莫斯科地鐵進行和平的單人抗議。警方利用網絡圖片、視頻和人臉識別技術識別、定位並逮捕了他。法院認定，對其行政處罰侵犯了表達自由；使用高度侵入性的人臉識別技術處理其生物特徵數據，也侵犯了私人生活權。
法院特別指出，運用人臉識別技術識別和逮捕和平抗議者，可能對表達和集會自由產生寒蟬效應。這一判例表明：國家不能只因技術能夠追蹤和平表達者，就認定追蹤和處罰當然正當；具體用途與必要性仍須接受獨立審查。因此，限制生物識別的關鍵是法定授權、目的限制和權利救濟需要更加嚴格。如果這些保障沒有同步發展，技術可能放大法律限制所造成的寒蟬效應。
最後，誰來判斷甚麼是正義？
在柏拉圖《理想國》中，色拉敘馬霍斯認為，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蘇格拉底則主張，真正的統治術應當為了被統治者的利益。然而，如果統治者能夠制定法律、界定公共危害、主導信息解釋、執行處罰，並且主要依靠自身機構評價治理成效，那麼我們究竟憑甚麼判斷，法律保護的是被統治者的利益，而不是掌權者自身的利益？
國家可以宣稱某項限制是為了維護穩定，但穩定保護的是誰的利益？國家可以宣稱某個群體危害社會，但社會成員是否真的受到傷害？如果受限制者本身也是這個社會的成員，那麼他們的自由、尊嚴和安全，是否也應計入所謂的公共利益？這些問題不能僅由國家自己作出最終回答。
我們當然不能因為「法律可能不正義」，就認定「所有法律都不正義」，也不能預先假定「每一種反抗都具有道德正當性」。但同樣不能因為一項法律仍然有效，就禁止人們對其正義性提出根本質疑。尤其當法律已經造成嚴重而持續的基本權利侵害時，「國家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不能成為終結討論的理由。
明慧網原文：「國家有規定」就足夠了嗎